古人也有版權意識
古人也有版權意識
春秋戰國時期，版權意識如破土新芽，在文化的沃土裡悄然萌發。彼時，文人墨客習慣在自己的作品中署上個人或學派創始人的姓名，宣告創作主權。不過，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學術觀點要為人所知困難重重，主要依靠講誦，或者費力地抄刻在竹片上，廣泛的傳播反而能幫助作者提升影響力，所以人們對盜版基本持歡迎態度。西晉文人左思便是一個典型例子，他完成《三都賦》后，一時間洛陽紙貴，雖然這一現象明顯侵犯了他的著作權，但左思卻認為這是揚名立萬的大好時機。
到了唐代，中國出現了雕版印刷術，書籍制造成本大幅降低。宋代印刷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出版業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但由此而生的盜版問題也日益嚴重。南宋理學家朱熹自印自售的《論孟精義》就慘遭盜版毒手。朱熹對此痛心疾首，在《伊洛淵源錄》中氣憤地寫道：“編集未成而后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那種無奈與憤懣，透過文字，都能穿越千年，讓人感同身受。
面對盜版的肆虐，作者和出版商家開始絞盡腦汁保護自己的權益。有人選擇提前鐫刻作品，進呈副本給官府備案，給自己的作品打造一把“官方認可”的安全鎖，以便在產生糾紛時有據可依。同時，出版商會也在書籍尾頁或目錄結尾處，標注一種早期的版權聲明——“牌記”，也叫“書牌”“木記”，其中包含了作者、出版者、出版商的坊號和地址等重要信息。
明朝時期的馮夢龍，是最注重版權意識的文人代表。在他的所有小說作品中，尤其是像《東周列國志》《兩漢志傳》這類歷史演義，隻要引用內容能查出具體作者，他必然會事先以“某某先生有詩贊雲”“某某有詩諷某事”這樣的方式注明。而對於那些出處難以考証的內容，他就會用“有詩為証”“史臣有詩贊雲”來代替，絕不將不屬於自己的一字一句據為己有，對版權的敬畏之心和嚴謹態度，堪稱后世學習楷模。
另有文人俞羨章，為了防止自己的書籍《唐類函》被盜版，在該書還未發行出售前，就上演了一出“苦肉計”。他先到當地官府報案，謊稱書在運送途中遭人搶劫。這一招可謂是一箭雙雕，既借助官府的力量震懾了那些意欲盜印的書商，又巧妙地借“輿論”宣傳了自己的新著，真可謂是煞費苦心。
而古代反盜版最成功的作家，非明末清初的李漁莫屬。他曾在《閑情偶寄》中憤怒地寫道：“即以他人之功冒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亞也。”李漁是當時的暢銷書作家，其作品一經問世，盜印者便開始大量翻印，更有不良書商拿無名書稿冒充他的名字謀取暴利。李漁決心與盜版者“決一死戰”。他四處奔走搜集証據，向官府求援，同時舉家從杭州搬往盜版猖獗的金陵，著名的“芥子園”書屋由此建成。在這裡，他開始自己出版並售賣書籍，不僅裝幀精美，還帶有獨特的“芥子園”標識，並且不斷推出插圖本、袖珍本等多種版本。這些精心制作的書籍，一般書商根本無法達到他的印刷效果，讀者也很容易就能識別真偽，李漁也成為了古代反盜版的傳奇人物。
□李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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