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家修身，以“儉”為寶
傳家修身，以“儉”為寶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首千古傳誦的《憫農》一詩，以極為朴素的言語表達了中華民族反對浪費、推崇節儉的風尚。縱觀歷史，從傳家守業，到立德修身，再到安邦治國，節儉始終是貫穿其中的重要精神內涵。
古人雲：“富不過三代”，究其原因，則多半在“奢靡”二字。白手起家之人篳路藍縷，深知創業維艱，故能克勤克儉﹔而紈?子弟坐享其成，耽於享樂，終致家業凋零。南宋葉夢得直言節儉乃是“守家第一法”，主張“日用奉養，寧使家有贏余，毋使倉有告匱”。清代蔣伊給家族立下嚴規，“不得從事奢侈，暴殄天物。廚灶之下，不得狼籍米粒。下身裡衣，不得用綾紗。”這些訓誡，實為家族存續奠定了重要生存智慧。
“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家庭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單位，古代家庭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主要在家庭內部進行，如何合理安排用度成為治家的關鍵。司馬光強調“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清代靳輔《庭訓》也認為“治家莫要於儉”，提倡依據家庭人口和衣食用度，量入為出，而至於堂室、服飾、器用諸類，則概從儉朴。張英《聰訓齋語》還提出將一年資金劃為十二股，每月支用一股，月底若有贏余便積攢起來，既可應對飢荒，又能周濟鄉鄰。這些精打細算的財務規劃，為傳承家業編織了一張經濟安全網。
因此之故，節儉成為教育子孫的重要內容。明代吳麟徵《家誡要言》稱“治家舍節儉，別無可經營。”《廷尉公訓約》強調“凡一切度用，須要省約，不事奢華”，如此方能衣食有資，日用無虧，家業隆起。清代《豐川家訓》認為教育子女的第一件事就是“戒其虛浮，禁其奢侈”，奢侈不禁，必然導致蕩業敗產，困頓流離。晚清第一名臣曾國藩反復叮囑子侄“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希望他們謹守儉朴之風，切忌貪愛奢華。
需要注意的是，節儉並非單指資財用度的節制，它還與修身立德直接相關。《左傳》有言：“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諸葛亮《誡子書》稱“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將節儉從生存策略升華為道德修行。明代《龐氏家訓》把“孝、友、勤、儉”奉為“立身第一義”。《聰訓齋語》認為一切事情均宜節儉，飲食儉可養脾胃，嗜欲儉可聚精神，言語儉可養氣息，交游儉可擇友寡過，酬酢儉可養身息勞，夜坐儉可安神舒體，飲酒儉可清心養德，思處儉可蠲煩去擾。高拱京也指出儉有“四益”，即養德、養壽、養神、養氣。
節儉絕非錙銖必較的吝嗇，而是對禮儀的克制和對性善的尊崇。顏之推強調“施而不奢，儉而不吝”﹔陸游主張“飲食但當取飽”，卻不忘待客之禮﹔靳輔認為“儉非鄙吝之謂”，接人待物仍須“禮貌相待，施報得宜”﹔高攀龍倡導省下酒宴一二品、饋贈一二器、衣服一二套、長物一二件，以為濟人急難之資。節儉當中蘊含的“厚薄相宜”的智慧，恰是中華文明真、善、美的生動注腳。
節儉不僅關涉個人、家庭，還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早在先秦時期，墨子便警示“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司馬遷在《史記》中亦指出“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回顧歷史上延續時間較長的朝代，莫不是把提倡節儉作為治國的重要方略。唐太宗以隋煬帝奢靡亡國為鏡，採納魏征“戒奢以儉”的諫言，開創了貞觀之治。雍正帝大刀闊斧整頓吏治，嚴懲貪污腐敗，為康乾盛世奠定基礎。“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李商隱一語道破了家國興替的經驗教訓。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近年來，從提倡“光盤行動”，反對餐飲浪費，到大力整治畸形“吃播”亂象﹔從公布施行《反食品浪費法》，到“零廢棄生活”理念的興起，中華文化中自古以來的節儉精神正在新時代煥發新生。不過，相比制度約束更為重要的是在億萬心靈深處，培植起對每一粒稻米的珍惜，對每一滴汗水的禮贊，對至善至美的追崇，以使節儉成為一種文明的自覺。
郭心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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