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登雲的文社歲月 - 山西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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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大凡能與古人相通，通常是一種精神契合，大概是源於文字傳之於心靈間的意念交流，或謂之於神交，謂之於心動之怦然，氣動之息息。於鄉中前賢延荔浦、吳登雲兩位先生之間的文字之交，即可謂之神交。
　　登雲先生字贏仙，陽城化源裡人，居所毗鄰於開福古寺。據家人表生於清末光緒十二年，卒於民國二十八年，虛年僅促促52矣。
　　登雲先生早歲家貧，父兄靠擺攤賣菜起家，“后設肆經營雜貨業”而富。其幼輒喜讀書，繼而發憤，永此不倦，以童子試顯露頭角，人皆異之，勸其習舉子業，父兄以家貧不願其棄商業儒。無奈其志篤於讀書，遂受業於縣中名儒白純一先生。純一先生學問淵博，清白剛正，“性狷介，一介不妄取予。”據說其門下弟子“鮮有以墨敗者”。其操守品行對登雲先生一生影響極大。他能順利考入山西大學堂西齋讀書，能通過省府的高等文官考試，或其命運波折都與受業於純一先生不無淵源。民國十六年其歸裡，還予以純一先生立碑志銘，表其功德，感其師恩。碑石至今仍存於純一先生后人處。
　　就讀山西大學堂西齋期間，赴省城多以徒步往還。從家到並，時人語“七緊八慢九消停”，也就是緊張一些7天可達，他則持以用“七緊”行程，旅途以離家時帶的飯團，以開水一泡充飢，窘迫之狀可見。任臨晉縣知事時，在“勸學布告”中稱自己為“一介書生，鄉邦寒士”，晚年也常以求學時的艱辛告誡子弟，其長嗣吳瑄晚年曾有“事略”以記。
　　學業完成返鄉后，逢辛亥革命，即被選為縣議會議長，又及省議會議員。其間，也曾受摯友白體仁先生之邀，在“陽城縣乙種工藝學校”任過教職。1922年冬被選任榮河縣知事，未及一年即調署臨晉縣知事。其正值盛年，書生意氣，為官又清正，在臨晉縣雖僅有兩年，然政聲尤為卓著。初蒞任即以振興教育，倡導文風為重。猶如他在自己起草的“勸學布告”中所說，自己是一介書生，鄉邦寒士，自民國元年濫觴議場，即以振興文化自任，殆壬戌承乏縣篆（謙辭：暫理縣任），仍以提倡斯文為心。他到這裡，就是來“征訪名賢，優禮耆老”的，要和大家一起振興文風，淳正民俗，使大家各安生理，樂業安居。他倡導了縣學的月考制度，不僅“莘莘學子要循例以策名”，而且還號召“落落通孺共入場而斗韻”。對“巨制鴻篇足資矜式者”他還要“捐廉俸以獎其初，籌巨款以繼其后”。在他的倡導下，不僅縣學學風蔚然一新，文人學士雅辭典章也漸有鼎盛之勢。又創刊了《臨晉旬刊》聘摯友白體仁先生前來擔任主編。一時間民間士人紛起撰文，抨擊時弊，抒情民意具載於斯，自己也常賦詩撰文刊於其上。登雲先生在臨晉之舉措，於當地文風的提振，民風的淳化影響甚巨，以致兩年后的辭職始有縣民空巷，十裡長亭贈“萬民傘”的壯舉傳為佳話。20世紀50年代，有人在晉南做事遇臨晉老人，聽說是陽城人，詢問登雲先生后事，連說“清官，好官”。據吳瑄先生記，臨晉縣民所贈“萬民傘”藏於家中伴其父余生始終。
　　據縣志記載：登雲性清高，富才學，常閉門讀書，與一二友人談詩論文。能主持正義，遇不平之事，即出面向縣署交涉。他在臨晉的辭職，即是不堪於時政之頹敗。一身書生意氣為官場陋習所不容，亦可知其秉直性情。在為邑中清乾嘉年間的著名詩人，曾任三地縣令皆郁郁以終的延荔浦先生《六硯草堂詩集》輯印時所寫序文中，感慨於荔浦先生的學問文章之廣博，襟懷情操之磊落，抱負於仕途之坎坷，感懷身世，惺惺相惜，寫下“惜當時仕途既極蕪雜，本邑人文又日趨頹墮，致先生奔走南北，偃蹇縣令以終，使處清明之交，得大力者譽揚引薦，安知不位至方面台閣，大展其中抱負乎。余書至此，不禁感懷身世而為之廢書三嘆也。”能為之“廢書三嘆”而呼，即與荔浦先生為神交矣！
　　其歸鄉在裡，雖不再致仕，卻依然不改其素直剛正，疾惡如仇之本性。參與整頓“濩澤文社”一事，雖已掩於歷史之塵埃，即是其促行於世的一粒微光。“濩澤文社”舊時是管理縣中文廟的一個讀書人的民間社團。陽城文廟始建於宋，明清時不斷重修。據說在元代至正年間就有文社管理一說，歷時數百年。一直以來由官紳捐贈，地方籌措，歷年以積，文廟的社產收入頗為可觀。本為興鄉邦文化，助學人讀書之用。但當時文社積弊嚴重，經管不善，賬目不清，除每年丁祭時（即祭祀孔子）有所花費外，其余或揮霍浪費，或中飽私囊，甚至有的廟產田地都去向不明。鄉人，學子頗有怨詞，但因社首皆為地方豪紳，把持日久，則敢怒而不敢言。登雲先生聞之則仗義執言，倡議清理文社資產，重訂社章及選舉之法。雖多有士人支持，但也遭到社首們的反對。懾於登雲先生的聲望及影響，又士人據理而爭，終獲舉出新的社首，訂立“分科治事”的社規，核實社中資財，登記成冊，人手一冊，互相策勵，共圖保守。事后曾有感慨“分科治事，為余首創，一手把持之弊，庶可永革矣。”1930年他任社首后，將社規重印，並撰以序文，歷述其事之由來。經歷革新后，文社事項皆公之於眾，盈余則資助一些困頓士人。此舉在讀書人中多有口碑載道，一些身受其惠的清末窮途秀才更是感激涕淚。其后人談及，莫不感嘆。
　　在主持“濩澤文社”社務的1930年代前后，適逢中原大戰，時局混亂，馮、閻部，孫殿英部等輪番登場，屢屢過境，皆駐兵於文廟，達3年之久。馮、閻聯軍反蔣失敗，孫殿英部的岳相如軍撤至陽城駐守，又發生“牛團兵變”，亂軍撤往河南時將城內商戶洗劫一空。由於文廟尊經閣庋藏諸多文版，如《午亭文編》《艷雪堂詩集》《介雅堂詩鈔》等。登雲先生茲茲於念，憂懼難釋，在其版印《六硯草堂詩集》的序文中寫道“十九年（1930年）駐軍以來，余心惴惴不安者亙三年，兵去清厘，幸皆完整。”“固步阽危，變亂莫測，余懼其久而散失也，爰命手民印刷若干部，漸廣流傳。”身為社首，志以傳揚鄉邦文化為己任，亦不忍見鄉中先賢，倜儻之輩，著作散失，遺為后人所缺憾，即搜羅整理，並作序以彰，出資亟印成帙，功不可沒矣。先后與社中同人在兵燹余燼之中收拾整輯亂版，重印延荔浦所著《六硯草堂詩集》，邑中布衣詩人王南村所著《介雅堂詩鈔》等，洋洋為序，表高山仰止之情。主持編印出《陽城百家詩鈔》，捐巨款資助友人田九德先生輯印延常、李煥章所編《樊南詩鈔》附集、別集。田九德先生在輯印清咸豐年間邑中文人的一次吟詠唱和之盛事所結集《梅花詩社同吟集》時，資助承印者中途物故，登雲先生也積極支持，與另一士紳張紫紱先生各認購150冊。於傳布典籍，光大前業，為鄉邦文化延續命脈，登雲先生不減於荔浦先生當年，也可謂之與荔浦先生一脈相傳也，即所謂神交也。
　　縣中邑志，自同治年后久未增修，茲為官書國史之一宗，登雲先生當為文社之責，遂矢志以為，意給桑梓少盡綿薄。領銜邀集邑中名儒，籌劃方略，即行編撰。邀有田文華、田九德父子，有后蒞任《工人日報》社長的王春，清末拔貢下孔村成興杰，李靜齋等諸位先生。數年間廢寢忘食，殫精竭慮，以至於心力交瘁。幸初稿已成，即寄省城，囑托田九德先生，代為審閱，田九德先生時在省教育學院任職。慨然受托。登雲先生則終因病體不支，逝於年底，時1937年冬。后抗戰始，太原失守，田九德先生隨校遷往西安，將志稿又寄回家中。隨著陽城淪陷，家人逃難，因此散失。其功未竟，志未遂，登雲先生如聞之，定會淚涌於九泉。
　　張一鄉一邑之文化，需代有士人繼繼繩繩方興。登雲先生懷有抱負，然生不遇時，且命促矣。然其與延?浦、田九德等邑中諸先生皆以一己之力搜求校勘、募資輯印古人遺著，文獻，以賡續鄉邦文化，鼓舞鄉邦士人，不倦始終，所從事之難，今人無以想象也。登雲先生還著有筆記體《裡巷瑣聞錄》一書，因戰亂未傳。

繼紅

(責編：劉_洋、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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