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平衡格局的危機：王文韶入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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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
　　林文仁著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辛酉政變”改變了晚清歷史的走向，隨之而來，軍機處的漢族官僚日趨加深分裂為“南派”和“北派”，且勢力此消彼長。在此背景下，兩宮太后與恭親王、醇親王的關系也走向微妙，李鴻藻、沈桂芬、王文韶、張佩綸等漢大臣接連登場，共同織就一幅權力的畫卷，大清的命運齒輪又將如何轉動？以派系政治入手，開創性解讀清朝覆滅的隱形原因，透視大變局之下晚清皇權與官僚政治的共生與博弈。
　　一種歷史現象的成立，其原因往往是極其復雜的，此種現象若涉及人事問題，則更是如此。毋庸置疑地，恭王執政時期，對軍機中南北派系的態度差異，是影響雙方近二十年中斗爭形態變化的重要因素。恭王之親南疏北，前此我們已由辛酉政變的淵源，經過同治初年幾場政潮以及格局大定后，沈桂芬、李鴻藻二人在樞廷之上的政策配合程度，做了相當程度的了解。不過，在沈、李二人走穩軍機后，恭王親南疏北之傾向愈益明顯，我們不應忽略一個重要的因素——沈桂芬個人的行事風格。
　　清士郭則澐在其《十朝詩乘》中，有收錄出身左宗棠西征幕府的名士，與北派大將張佩綸同榜入翰林的吳觀禮之詩作，吳詩向喜以隱喻方式表達對時政之意見，並月旦人物。在其詩作中，有《塚婦篇》《小姑篇》，即分述恭王及沈桂芬。其中《小姑篇》之寫意，至今讀來仍令人感較沈桂芬現存各傳更深刻。其中有：
　　入門為幼婦，稽首歌姑恩。三日入廚下，諸姒為我言。家世守先業，田園甲幽燕。無端遘災害，凋敝年復年。
　　此部分乃描述自鴉片戰爭以來，國家累受外力侵害之局，以此凸顯沈助恭王之施政，不外以洋務為大者。
　　塚婦自明慧，懶慢思避喧。小姑育南士，於歸家太原。稍知道途事，臧獲交稱賢。歸寧侍阿母，中饋同周旋。
　　此段所隱之史事，已讀本文前此部分者即可了解：前兩句指恭王自同治四年以降所遇之處逆，次兩句則點出沈桂芬早有為領袖南派做准備之實際舉動及獲擢山西巡撫之事。五六句則言沈曉外事，已非軍機行走之后，早有留意，並以識見通達而為地方督撫如李鴻章等所推重，終而入軍機核心，以事兩宮，亦可想見。末兩句文字尤有神。
　　初雲佐筐?，已乃操管鍵。事事承母命，處處蒙人憐。深潭不見底，柔蕤故為妍。
　　以上六句為全詩最為人所傳誦者，前兩句明沈桂芬已在軍機舉足輕重，至文祥下世后尤然。后四句則常被人引以見沈侍上之身段。善侍慈禧，實亦沈桂芬另一得意之要因。全詩頗長，后不再引。但郭則澐於詩后有一段按語，更見吳詩之旨：
　　恭邸當國久，春秋寖高，倚文定若左右手。文定厚貌深情，廉介自托，而大事難於匡正……
　　此語於沈桂芬之定位，可謂簡賅。沈桂芬在樞垣所經營出之優勢如此，除了持續擴張南派在實際決策上佔有的比重外，也逐漸加重了李鴻藻與北派權力流失的恐慌。相較於沈桂芬能放下身段，李鴻藻亦有其歷咸同兩朝為穆宗授讀的淵源，加以有為有法，帘眷之隆不致亞於沈氏，唯樞廷上皆為兩宮倚重的干才，李鴻藻在其中之孤立難有突破，這便必須一方面創造有利條件，一方面等待時機。
　　就前者而言，與同光之交正是大紅大紫時的榮祿深化私誼，是一代表。以榮祿其時為總管內務府大臣，行走內廷，且尤為慈禧所欣賞，是一有利條件。緊要時刻共相唱和，必有其效。也在如此條件下，等待時機方有作用。這個時機，在光緒二年時到來。這年年初，自咸豐后期以來始終在直樞垣的文祥久病已近不起（五月下世），長久以來與寶鋆在恭王之下共居軍機兩滿缺的局面面臨調整。這便是時機了！三月，兩宮指令由久在西北、近期方召回京為左都御史的景廉在軍機及總署上學習行走，頂替文祥原缺。
　　景廉的入樞，固然權位可稱相符，但在輿論間仍不能無訝異之感，畢竟景廉自咸豐九年后，即全在西北任事，直到光緒時方返京，以其條件，能迅速適應樞廷繁復之決策形態並進入狀況否？誠不可不謂有所疑慮。然而，對促成其事者而言，景廉此一背景，正是絕佳條件。成其事者，實李鴻藻，助之者，可信為榮祿。
　　景廉與李鴻藻夙有淵源矣，彼二人為咸豐二年同科進士，且同在翰林院一段頗長的時間，甚且結盟為兄弟，非比一般年誼。對李鴻藻而言，景廉得入，將有助於緩解彼在軍機上長久以來的孤立情況﹔再就另一方面看，正因景廉於京事了解不夠深入，論及決策，必隻有追隨李之一途，別無佳擇。這點，時人之論亦有及也，足見不是臆測。此外，李鴻藻也在此時期前后開始著意與少壯派翰詹科道好言事之所謂持清議者結合，以求廣結奧援，作為對抗以沈桂芬為首的南派之基本勢力。曾任日講起居注官的惲毓鼎曾有如此的形容：
　　光緒初年，承穆廟中興之后，西北以次戡定，海宇無事，想望太平。兩宮勵精圖治，彌重視言路，……一時棱棱具風骨者，咸有以自見，……尤激昂，喜言事，號曰清流。而高陽李文正公當國，實為之魁。疏入，多報可，彈擊不避權貴，白簡朝入，鞶帶夕褫，舉朝為之震竦。
　　此段文字，概述了所謂“清流”之影響力上升的起始，而李鴻藻為其魁首之事實，亦古今共見。此一政治資本，隨此后政局中人事的變化，終成為以李為首的北派之主流。
　　變化出現在光緒三年九月。九月十一日，李鴻藻本生母姚太夫人病故，李旋上疏乞俱服三年。有了同治五年那一回折騰的經驗，兩宮此次迅速地優詔許之，並依前例加恩賜祭賞銀。李鴻藻的免直，使軍機上再補一席漢臣成為當務之急。但此次人事之議，卻至光緒四年二月初五日方有旨意，且是由去年十月甫自湖南巡撫內召，二月初二日方到京的王文韶入直。
　　王未經翰林之資歷，而於四月又補禮部左侍郎，這便更與向例有所不侔。及至七月，在毫無相關資歷的情形下，又兼在總理衙門行走，亟於接收李鴻藻資源之用心愈見切實。這便難怪時人對此皆有認王乃沈所援引，其目的在求厚植南派之勢的看法。王之入樞，打破了南北兩派近十數年來於決策核心各佔一席的慣例，北派魁首不得已而免，卻有此事，其用意更見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