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成為他性格的一部分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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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穆旦傳：新生的野力》
　　鄒漢明著譯林出版社
　　該書是穆旦傳記與詩歌評傳的權威之作。全書以穆旦生平為線索，結合各時期詩歌創作，敘寫其坎坷而輝煌的一生。獨特而復雜的生活經歷與時代際遇，鑄就了其詩歌“詩史互証”的品格。詩歌創作與研究者鄒漢明歷時十七年，通過穆旦作品、生平史料、友人口述等多種研究資料，闡釋推演、文本互証，展示了穆旦創作和歷史之間的深刻互動，回溯其獻身於語言的一生。
　　穆旦，一個躲在眾多詩句中的名字﹔一個藏在漢語或說漢字中的名字。具體一點說吧，它其實就躲藏在百家姓的這個“查”字裡。這個姓氏在中國有兩千六百多年的歷史，在海寧已經延續了六百六十余年，在天津也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當查良錚第一次使用穆旦這個筆名的時候，還是南開中學的一名高中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十五歲的他開始思考人生，寫了一篇《夢》，告訴自己“不要平凡地度過”這一生。他把“查”字一拆為二，開始做起一個超過他年紀的半完滿的夢。在夢裡，他的笑如一枝帶露的玫瑰，正努力地綻放出驚險、愛情和遠方。
　　從學生時代開始，他似乎就喜歡拍照。在穆旦這個筆名出現之前，照片上的他顯得青澀，有著內向的大男孩通常見到陌生人會略略臉紅的那種羞澀。但是，他的少年時代很快結束，不可一世的青春洶涌而至。他眉宇間的英氣大面積地舒展開來。青春，在這張俊逸的臉上，如同北方響晴的天空，嘩的一下就打開了。
　　他一生所拍的照片一定不在少數，若在一張長桌上排列開來，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大約從一九三五年入讀清華大學開始，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南開大學外文系事件發生，這二十年間他的大部分照片都有著相似的笑容：一種鮮明的燦爛的微笑，尤其是右邊臉頰的笑靨，無可遏制地從心底裡洋溢而出。就像綠色從植物裡潑出來，英氣從俊美的身體裡飄逸出來，樹葉從樹枝上長出來一樣，他笑得相當自然。而這種笑，成為他性格的一部分。
　　如果就此認定他是一個性格外向的男孩，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他相當拘謹，不善交際。朋友圈永遠固定在不多的幾個人。他斯斯文文，各科成績也不錯，卻不足以引起老師特別的注意，這其中包括清華或聯大教授吳宓（吳宓一九四九年前的日記著者所見也隻記了他九次）。與此相反，在文字裡，他又顯得老成。他睜著一雙與其說熱情不如說好奇的眼睛，一方面，老成地打量著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又專注於省察自己的靈魂。那時南開出來的學子比較注重儀表，一套中式長衫以及后來的學生裝甚至卡其布軍裝穿在他身上無不得體。他頭發烏黑，額頭發亮，又才華橫溢，朋友們一律稱他“查詩人”。（楊苡還開玩笑稱他“查公”，這是暗笑他的早熟？）他的那雙銳利而火熱的眼睛，光芒集中，決不旁顧，一句話，他犀利地盯視著人性。他受英美文學的影響很深，也早早地接受了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如此，端正挺直的鼻梁底下，必然會出來一個勇於向現實發言的聲音。面對危難重重的民國世界，他成長著，也經歷著﹔感受著，也命名著。他選擇一種小眾的文體立言發聲，直接或曲折地批判社會，以詩歌有限的隱喻觀照無邊的現實。他早早地就決定了，這一生要為漢語服務。在流亡、漂泊、辛苦謀生的前半生，吃足苦頭的同時也增廣了見聞。在創造力特別旺盛的20世紀40年代，文學因神聖的抗戰而行使著使命，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員，他張開雙臂，擁抱大眾，但也始終固守著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他目標明確，堅定地向著缺損了一角的世界展示他頑強而完整的笑容。那是詩人特有的一種笑：純粹，無邪，真摯，熱情。這種笑裡有著不設防的、坦率的、心直口快的性質，如同靜靜的山崗上那一片野花，自由，熱烈，燦爛，但也有著一個不世出的天才被放逐在時間之外的寂寞。
　　詩人的笑並非固定不變，也絕不單一、浮於表面。這種笑，在他的詩歌中，比在他的生活中更早地顯示出了非同一般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防空洞裡的抒情詩》（1939年）開頭寫到大眾臉上那種泛泛的笑，“他向我，笑著，這兒倒涼快”，在躲避敵機的緊張時刻，一位普通市民無所畏懼的笑，呈現出中國人天性中的樂觀，這實在是戰爭和死亡所恫嚇不了的。我們仔細分辨一九四○年代他寫下的那些詩，吃驚於他竟然如此頻密地寫到了姿態各異的笑：既有“歡笑”（“新生的野力涌出了祖國的歡笑”，《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又有“疲乏的笑”（“疲乏的笑，它張開像一個新的國家”，《從空虛到充實》），“粗野的笑”（“我聽見了傳開的笑聲，粗野，洪亮”，《從空虛到充實》），以及“忍耐的微笑”（“那使他自由的隻有忍耐的微笑”，《幻想底乘客》）。此外，還有“冷笑”（“多少個骷髏露齒冷笑”，《鼠穴》），“暗笑”（“不斷的暗笑在周身傳開”，《我向自己說》），“諷笑”（“當世的諷笑”，《控訴》），“嘲笑”（“每秒鐘嘲笑我，每秒過去了”，《悲觀論者的畫像》）……總之，詩人以他多層次的擅笑，立體地、意味深長地“笑著春天的笑容”（《控訴》）。許多年以后，我們認定他是那個時代最擅長書寫各種類型的笑的詩人。這麼多帶著“笑”字的詩行，豐富了中國詩歌的人性，加深了人性的深度。
　　時代創造了詩人的傳奇。抗戰軍興，他放棄西南聯大的教職，穿上軍裝，應征入伍，去杜聿明親率的遠征軍第五軍報到。他以軍部少校翻譯官的身份奔赴緬甸戰場，參加對日作戰。20世紀的中國詩壇，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他強烈的民族大義顯得如此突出，令人動容。非常不幸，遠征軍經歷了一次大慘敗，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他隨參謀部撤退，盲目地走入胡康河谷的原始叢林。一路上，尸橫滿山，慘不忍睹。足足有四個多月的時間，他在茂密幽深、毒虫和病疫輪番襲擊的原始森林裡兜兜轉轉，絕望地尋找活命的出口。地獄在他面前張開了血盆大口，他差點戰死、累死、餓死、摔死、毒死、發瘧疾病死、被激流沖走淹死、被無數的大螞蟻啃食而死。最后，到了印度，差點又因吃得過飽而撐死……九死一生的經歷，全來自他自身所在的這個慘烈的歷史現場。所幸他翻越野人山，活了下來。從戰場上歸來，他覺出了活著的沉重和珍貴，從此變了一個人。生活在繼續，肉體因穿越地獄而受到的創傷，終究需要詩歌的光芒來救治。這大約也是他此后一直沒有放下詩歌的原因。實際上，詩人精神的創傷，需要以一輩子的時間來自我療救。

(責編：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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