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的大同故事

時間

——

評論

1932年，梁思成先生在營造學社門前。　

1933年，梁思成先生在大同善化寺普賢閣。

林徽因女士信中描繪的調查路線。大同市博物館供圖

文博山西

大同市博物館

　　1933年，山西大同迎來了一群特殊的旅行者，他們登樓不暇觀景，進廟不求仙佛，反而匆匆穿梭於樓台梁架之間，時而惋惜，時而慶幸，時而驚嘆，時而沉思——他們當然不是普通的游客，而是以梁思成、劉敦楨兩位先生為首的中國營造學社古建筑調查組。
　　正是這次相遇，奠定了梁思成先生與大同的百年緣分。
　　中西合璧筑大匠
　　1901年，梁思成先生出生於日本，他的父親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梁啟超先生。在父親的教導下，幼年梁思成接受了良好的傳統教育，但又不拘於舊學，具備了一定的國際視野。1924年，梁思成先生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建筑學，求學期間對建筑史領域表現出濃厚興趣，父親寄贈的《營造法式》一書更堅定了他探索中國建筑史的志向。這本書記錄了北宋時期建筑的營造方法，但書中使用了大量宋代建筑學術語，艱深晦澀，梁思成先生很難將書中的內容與他學到的西方建筑知識相對應，他逐漸意識到，要想破譯這部“天書”，必須對中國古代建筑有直觀、全面的了解。
　　1930年，梁思成先生加入剛剛成立的古建筑研究機構——中國營造學社，並於次年起擔任法式部主任，正式開始了他對中國建筑史的探索。他從明清建筑入手，仔細研讀了清代《工程做法則例》，虛心向參與過故宮修繕的工匠們請教，然后實地測繪故宮等現存建筑，將實地測量的結果與文獻記載相比較，最終掌握了清代官式建筑的建造方法。這次經歷對梁思成先生后來的建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1932年，劉敦楨先生就任營造學社文獻部主任，他與梁思成先生共同領導了學社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大規模古建筑調查。這一時期古老中國正向現代化邁進，各種新舊思想激蕩，國內政局不穩，又有外敵窺伺，對古代建筑的調查與研究面臨著交通不便、經費不足等多重困難，甚至有時連基本的人身安全都難以保障，這樣艱苦的環境中，一代建筑學人始終初心不改，執著求真，他們堅持文獻考據與實地測繪相結合，用現代科學手段探索古代建筑的奧秘，成果斐然。
　　1933年造訪雁北大地的古建筑調查，正是這幅學術畫卷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雁北流火訪遼金
　　當營造學社一行五人來到大同時，正是農歷七月過半、暑氣漸退的季節，一場迷蒙秋雨更平添了一絲涼意。他們簡單安頓好行李，直奔城內的華嚴寺與善化寺，做初步的考察，這兩處遼金寺廟聞名海內，是此次大同古建筑調查的重點。
　　由於行程、經費都有限，一行五人選定了華嚴寺的薄伽教藏殿、海會殿等六處建筑做詳細考察與測繪，並略測了其他幾處。除此之外，在大半個月的調查之旅中，梁思成先生等人還對大同的鐘樓、城樓、雲岡石窟進行了考察，基本完成以后又到應縣詳細測繪了佛宮寺釋迦塔。他們返回北平后，又派社員到大同，補充了若干尺寸與照片。很快，在年底出版的學社匯刊上，梁思成、劉敦楨先生合作發表了《大同古建筑調查報告》，詳細介紹了他們的調查成果。
　　其實早在營造學社抵達大同之前，日本學者就曾對這裡進行過考察，相關資料曾被廣泛引用，但梁、劉兩位建筑學家並未盲從日本學者的意見，而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在《大同古建筑調查報告》中，他們詳細討論了古建筑材栔、斗拱、梁架、屋頂等方面的異同和淵源,結合《營造法式》等傳統文獻和既往調查資料，探討了宋代、遼代、金代建筑的區別，以充足的証據與嚴謹的論斷，修正了日本學者對古建筑的年代判斷。
　　除了對古代建筑的結構與年代進行研究之外，兩位先生還在報告中呼吁對這些文化瑰寶進行有效保護：“惟大同遼金建筑，在我國建筑史中，所處地位，如是其重要，而其現狀，則任其飄零風雨中，未加人力之維護。行見數十載后，此珍貴之古物，歸於頹廢，淪為塵壤。甚望地方當局，與海內熱心人士，共策保存之術焉。”遺憾的是，在當時的中國，有識之士有心而無力，建筑學家們當時所見的某些場景，后人隻能在測繪圖紙與照片中追憶它們的神韻。
　　大同的古建筑調查，是梁思成先生加入營造學社以后參與的第四次實地調查，前三次分別前往了距離北平較近的薊縣、寶坻縣、正定三地。其中薊縣和寶坻縣的兩次調查都源於偶然獲知線索，並非主動謀劃，而正定的調查由於當時戰爭陰雲密布，行程被迫縮短，僅發表了一篇“紀略”作為初步報告。大同調查是當時用力最深、過程最圓滿的一次調查，梁思成與劉敦楨兩位學社主任聯名撰寫的調查報告，也代表著當時營造學社古建筑研究的最高水平。
　　初見唐構逢世變
　　大同調查結束后，梁思成先生的足跡從北平周邊進一步擴展，獲得的建筑史資料愈發豐富，但他始終有一個遺憾，那就是一直不曾找到唐代木構建筑。1932年，梁思成先生發表的第一篇建筑史論文即是《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足見他對這個問題關注已久。
　　念念不忘，終有回響。1937年6月，梁思成先生一行四人從北平出發，先到太原，然后一路向北抵達五台山地區，他們沒有進入台懷核心地段，反而沿著崎嶇的道路走進了深山之中，最終在豆村找到了他曾在敦煌壁畫裡看到過的佛光寺，國內殿宇尚有唐構得到了確証。多年的願望一朝實現，梁思成先生的激動自不待言，他們深知遠來不易，謹慎而周詳地對這裡進行了測繪與記錄。
　　找到佛光寺唐代建筑東大殿是劃時代的發現，而此時也是家國命運的分水嶺。當梁思成先生等人走出深山，到達代縣時才驚悉發生“盧溝橋事變”，於是立刻啟程返回北平。當時，部分鐵路已經中斷，一行四人分兩路，由紀玉堂先生攜帶圖錄稿件到太原，梁思成先生等三人北出雁門關，從大同經平綏鐵路回北平。
　　這是梁思成先生與大同的再次相遇，相較於四年前的古建筑調查之旅，心情自是天差地別——彼時他們恨不能有暫停時間的法術，把所見所聞全都記錄下來，可這一次路過，卻隻恨山水重重，不能即刻回家。而這一次離開山西以后，梁思成先生持續數年的古建筑調查也暫告中止，大同意外成為這段古建調查史的一個句號。
　　隨后，隨著平津形勢的惡化，梁思成一家被迫踏上了漫長的流亡之路，在最終抵達祖國西南的荒僻村庄后，貧病交加的梁思成先生仍然牽挂著那些調查過的古建筑。在回顧發現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的經歷時，他寫下了“當時訪勝所經，均來日敵寇所踐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的悲傷詞句。這種牽挂凝聚成了一種信念，要熬到戰爭勝利的那一天，“重訪我們舊日的足跡，看看日軍的炮火毀掉了多少無可替代的珍寶”。
　　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戰爭歲月裡的梁思成先生筆耕不輟，在物質條件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繼續他的研究工作。同時，他開始考慮國家面臨的戰后重建等問題，研究興趣擴展到城市規劃領域，這為后來的“梁陳方案”埋下了伏筆。
　　“梁陳方案”續新篇
　　北平和平解放后，梁思成先生受邀參與了這座古都的城市規劃工作。1950年他與陳佔祥先生合寫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一文（簡稱“梁陳方案”），就中央行政區的選址、舊城文物保護與利用等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梁陳方案”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在古城之外，另建新城，實現文物保護與城市規劃的雙贏。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梁陳方案”未能實現。“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兩位建筑學家的心血在半個世紀以后，竟然與大同結下了不解之緣。
　　21世紀初的大同面臨著產業結構單一、人居環境差等一系列城市建設問題。在探索新路的過程中，“梁陳方案”走入了大同人的視野。基於文物保護與城市發展並重的建設思路，大同開始對古城進行大規模改造和修復，並且在御河東岸修建起了現代化的御東新區，這種做法有效緩解了古城的人地矛盾，居民與文物爭土地的現象得到改善，短短數年間，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以煤炭為核心的經濟結構逐漸多元化，文旅產業日益興旺。
　　為了感謝梁思成先生對大同文物保護與城市建設的貢獻，今天的大同古城東門外，專門設立了一座梁思成紀念館。梁思成先生的大同故事蘊含著這位建筑學家的愛國情懷與求真精神，就仿佛一座歷經滄桑的古建筑，其中的某些部件或許早已修繕甚至替換，但它的結構歷久彌新，值得后來者懷著敬畏之心去探究、去思索。
　　斯人已逝，精神不朽﹔功勛卓著，敬意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