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鏡文化的魅力 - 山西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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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飛龍在天》霍宏偉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弦歌
　　本書以翔實的文字介紹、豐富的圖片資料，借古“鑒”今，通過銅鏡上的龍紋形象和內涵的變遷，揭曉龍文化在中華文明中連綿不絕、生生不息的部分謎底，呈現中華龍文化在萌生、發展、成熟等各個階段的特征以及不同時代龍紋的形象特點，便於以小見大、管中窺豹，了解和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社會文化。
　　從距今四千余年的齊家文化銅鏡至清代鏡鑒，國博的“鏡裡千秋：中國古代銅鏡文化”展，首次全面、系統地展出了國博館藏銅鏡及其相關文物，時代蟬聯、體系完備，讓觀眾大飽眼福。
　　一、漢鏡：“中國大寧”
　　1951-1952年，在湖南長沙北郊伍家嶺發掘出土一面鎏金中國大寧四神博局鏡，這面鏡子在紋飾、銘文及工藝三方面都有獨特之處。一是紋飾布局，四葉紋鈕座外圍以雙線方框。框外四隅各置一枚乳丁，其間以雙線弦紋圈相連。方框外四面正中為T形紋，與其外側的L形紋相對，方框四隅外與V形紋相對，由此形成博局紋四方八極的經典圖式。框外置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並與其他神獸構成組合。青龍、白虎、雙角獸的形象設計大膽、新穎，突破了內外區的界限。四神及其他形象之外的空白區域，鋪滿連綿不斷的雲氣紋，使得整個鏡背呈現出繁縟復雜、密不透風的特點。
　　二是博局紋之外有一周銘文帶，包括五十二字篆書陽銘，其中有“中國大寧，子孫益昌。黃常（裳）元吉，有紀剛（綱）”。銘文中“中國大寧，子孫益昌”一句，表達出漢代人期盼華夏康寧、世代昌盛的美好願望。
　　三是鑄造工藝，在該鏡背上進行了鎏金這一特殊工藝加工，使之更加具有燦然奪目的美感。此類漢代鎏金博局鏡，在湖南、江蘇、廣西等地發現相對較多，在中原地區出土極少。
　　二、唐鏡：花舞大唐
　　在“鏡裡千秋：中國古代銅鏡文化”特種工藝鏡展櫃中，展出一面唐代金銀平脫羽人花鳥鏡。該鏡為圓鈕，以金銀片鏤刻四重八瓣蓮花紋圓鈕座。鈕座外分為內外兩區。內區自鈕座四面正中，向外各伸出一心形花瓣紋，其間滿飾花鳥、飛蝶。外區接近鏡緣，四面正中分別飾以羽人、鸞鳳各二，相間分布，呈順時針方向排列，其間飾以花鳥。直徑36.5厘米，緣厚1厘米。鏡背刻畫的形象以銀片為主、金片為輔，鏡背上精致、細膩的花鳥紋飾讓人想起唐代詩人盧照鄰《元日述懷》中的詩句：“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
　　歷史上屬於唐代兩京地區的陝西西安、河南洛陽都發現有金銀平脫鏡實物。1963年，陝西歷史博物館在西安東廳門征集到一面金銀平脫天馬鸞鳳鏡，直徑30.1厘米。1970年，洛陽關林鎮唐天寶九載（公元750年）盧氏墓出土一面金銀平脫鸞鳳花鳥鏡，直徑30.5厘米。日本正倉院收藏有一面金銀平脫花鳥鏡，直徑28.5厘米。通過比較，筆者認為國博收藏的這面銅鏡，是已知現存直徑最大的唐代金銀平脫鏡。
　　三、宋鏡：國色天香
　　1957年，山西忻縣城南豆羅村出土一面北宋纏枝牡丹紋鏡。此鏡為八瓣牡丹花形鈕座，其外環繞鈕座等距分布四朵碩大盛開的纏枝牡丹紋。鏡鈕右側中部鑄一楷書體陽銘“程”字，應是鑄鏡工匠姓氏。四朵纏枝牡丹紋外側飾聯珠紋、花瓣紋各一周。鏡背紋飾為淺浮雕，花蕊、花瓣、枝葉紋理清晰，鑄造精細。
　　大唐士人鐘愛牡丹。唐代劉禹錫《賞牡丹》中有“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的佳句。宋承唐制，人們對牡丹的熱愛絲毫未減。《洛陽名園記》記述了北宋洛陽城人們觀賞牡丹的盛況：“洛陽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人們將牡丹形象作為一種吉祥圖案廣泛地應用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面銅鏡上鑄以四朵纏枝牡丹紋正是宋人酷愛牡丹的縮影。
　　四、清鏡：百子呈祥
　　此次展覽展出了一面清代百子圖鏡，亦稱嬰戲紋鏡。鏡為圓鈕，鈕頂平面鑄七字楷書陽銘“湖州薛晉侯自造”。鏡鈕上下形成一條縱向中軸線，自上而下安排了四組分量最重的人物組合，分別為：五子奪魁（盔）、兩子相向而立持筆與執如意、三子盤腿而坐斗草、四子圍坐裁紙習書。在其外側，布置單人、雙人、山石及花草。左上角立有兩子，分別執荷花、捧盒，“荷”與“和”諧音，“盒”通“合”，有“子孫和合”的寓意。其下方立童子一人，肩扛長戟，下墜一磬，“戟”與“吉”音同，“磬”即“慶”音，暗含“吉慶有余”的意象。左下角一童子手持桂枝，下墜綬帶，“桂”音通“貴”，“綬”通“壽”，或有“貴壽無極”之意。
　　該鏡通體呈灰褐色。鏡背以白描手法單線勾勒，鑄出人物、植物及山石形象，兒童形象突出，共計32人。此鏡在構圖上獨具匠心，以鏡鈕為中心，大致分為內外兩區來布置人物形象，分布均勻、疏密有致，組成一幅生動活潑的《百子圖》，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在此類題材的百子圖鏡中實屬罕見。
　　源自漢、唐、宋、清，不同朝代、不同風格的鏡子，靜靜陳列於國博，無言訴說著歲月的流逝。尤其是“中國大寧，子孫益昌”的鏡上銘文，穿越時空，表達出古人的美好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