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雲州區吉家庄新石器時代遺址
看見桑干河流域史前“文化大漩渦”
大同市雲州區吉家庄新石器時代遺址
看見桑干河流域史前“文化大漩渦”
發掘單位：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項目負責人：陳小三
在大同桑干河畔，有一個神奇而美麗的村庄——吉家庄。村子的北側，桑干河蜿蜒流淌，向南望，殿山綿延聳立。這片土地上，不僅有著醉人的風光，更蘊藏著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碼。
考古發現，吉家庄遺址主要分布有新石器時代仰韶晚期到龍山時期的文化遺存。自2017年起，就有考古工作者在吉家庄遺址進行多次發掘。歲月塵封的5000年前的繁華，正在被一次次考古發掘喚醒，神秘的史前文明，徐徐揭開面紗。
鑲嵌在大同盆地的史前明珠
吉家庄遺址位於大同市雲州區吉家庄鄉吉家庄村東南，北距吉家庄鄉政府所在地約100米。遺址地處大同盆地南緣，北鄰桑干河，西北約1.5公裡即為御河與桑干河交匯處，南依恆山余脈殿山北麓，為典型的山前台地型遺址。1957年，山西文物普查隊首次發現該遺址，后大同市博物館和雁北地區文物工作站作過調查。1965年，吉家庄遺址被公布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吉家庄遺址是大同地區目前已知面積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面積約100萬平方米。走進吉家庄遺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溝壑縱橫的地表，這些因常年雨水沖刷而形成的自然地貌，神奇地為我們保留了先民活動的痕跡，那些裸露的灰坑、房址與墓葬遺跡，訴說著先民與自然博弈的智慧。
2024年，山西大學考古隊在吉家庄遺址設東、西兩個發掘區，各布設5米×5米探方19個，計950平方米。共清理遺跡212處，其中灰坑192座、墓葬9座、房址6座、窯址2座、灶址3座。本次發掘出土小件文物1600余件，其中以各類石制品、骨（蚌）制品為主，另包含少量陶器、玉器等。
“吉家庄遺址的發掘，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考古行動，更是一次穿越時空的歷史對話。”本次發掘的執行領隊、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郭夢雨感慨道，“每一次發掘，都仿佛是在與古人進行心靈的交流，他們的智慧、技藝和生活方式，都深深地刻印在這些遺物之上。”
仰韶與龍山遺存的交響
2024年的考古發掘，如同打開了一部塵封的史書。吉家庄遺址的文化序列，被清晰地劃分為仰韶晚期與龍山晚期兩大篇章。
在遺址西區，考古隊清理出二十余處仰韶晚期遺跡，以灰坑為主，出土的夾砂紅陶罐、缽等殘片，雖歷經歲月侵蝕，仍可辨素面、繩紋與零星彩陶的裝飾痕跡。這些遺存與內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文化面貌相近，暗示著新石器時代晚期，桑干河流域已是多元文化交融的樞紐。
龍山文化遺存是本次吉家庄遺址發掘的主體。一處規劃嚴謹的小型墓地引人注目——8座墓葬中，7座墓主頭向東南，僅1座因后世擾動而頭向不明。“你看，1號墓主人腰腹部隨葬的玉鉞，質地溫潤工藝精細，昭示其較為特殊的身份地位。”郭夢雨說，玉鉞並非實用器，而是權力的象征，這說明當時的社會已出現階層分化。
遺址還揭露了龍山晚期一處以陶窯生產為核心的手工業作坊區：5座陶窯密集分布，配套灰坑、壁龕與房址，出土的陶鬲、折腹盆、斂口瓮等器物與河北蔚縣三關、山西忻州游邀等遺址的陶器群一脈相承，印証了龍山時期跨區域的技術交流與社會分工。
此外，浮選標本中粟、黍的炭化顆粒，以及地膚、虫實等耐旱植物的發現，勾勒出先民以粟作農業為主、家畜飼養為輔的生業模式。種種跡象表明，粟和黍都曾受到人為的施肥管理，以豬、羊為代表的家養動物佔動物 出土石器。骨骼的80%以上。結合動物考古的初步研究結果，推測豬糞可能是肥料的主要來源。
填補了區域考古資料的空白
吉家庄遺址所在的大同盆地位於我國400mm等降水量線附近，是半濕潤、半干旱地區的臨界地帶，其自然環境敏感且不穩定，也是歷史時期北方農牧業的交錯地帶。在考古學研究中，這一地區常被作為納入陝北、晉北、冀北及內蒙古中南部，即“三北”地區的范圍之中，也稱為河套地區或北方長城地帶的一部分，長期以來都是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重點區域。
20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提出的“三岔口”與“Y形文化帶”理論，將桑干河流域置於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舞台。吉家庄遺址的龍山遺存，與內蒙古永興店、河北三關等遺址的文化面貌相似性，實証了該區域作為技術傳播與族群遷徙走廊的功能。而玉鉞的發現，則暗示社會階層分化的萌芽，為探索早期復雜社會的形成提供了珍貴線索。
過去，大同盆地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工作相對薄弱，吉家庄遺址的發掘，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區域考古資料的空白。通過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大同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與周邊地區的互動關系等基礎考古學課題逐漸清晰。
“由於大同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歷史時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區。通過吉家庄遺址的發掘，讓我們了解到桑干河流域自史前時代就是文化的大漩渦、民族的大熔爐。”郭夢雨介紹，更重要的是，遺址所處的生態敏感帶，為研究史前人地關系提供了絕佳樣本。粟黍農業對干旱環境的適應性、家畜飼養與自然資源的平衡，無不折射出先民在脆弱生態中的生存智慧。這種智慧，恰與今日的可持續發展理念遙相呼應。
考古專家認為，吉家庄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將進一步推動大同盆地文化譜系構建和區域互動關系的探索，完善地區古代環境與生業、聚落與社會的相關研究。
科研與育人並駕齊驅
與常規考古項目不同，吉家庄遺址的發掘承載著科研與育人的雙重使命，考古教學研一體化實踐在吉家庄遺址生動上演。
本次發掘的任務之一，就是完成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2022級考古學專業本科生的田野教學實習。在實習中，學生要按照考古發掘的規范和要求，親手操作，負責每一個探方的發掘，比如刮面劃線，區分堆積單位，拍照、測繪、記錄各類發掘現象，收集、整理、清洗出土遺物，匯總各類發掘資料，完成各自負責探方的發掘記錄。同時，還要參與到田野調查、后勤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當中。
教師團隊則將課堂搬入工地，通過現場示范、案例討論，培養學生的學術思維與團隊協作能力。這種“以項目帶人才”的模式，為考古行業輸送了新鮮血液。
“你們知道，這個鏟子是怎麼用的嗎……”2024年9月，吉家庄中心學校的小學生走進考古基地參觀學習，山西大學2022級考古學專業本科生陳泓翰為小朋友介紹了吉家庄遺址的基本情況，講解考古發掘過程中所使用的一大“利器”——考古地層學原理，還有“萬能”工具——手鏟的使用，並引導小朋友現場實踐，辨認不同堆積的土色。小朋友們還認識了許多遺跡現象——灰坑、陶窯、墓葬、房址，了解到它們的形成原因。這場“考古啟蒙”，在孩子們心中播下了探尋文明的種子。
技工龐師傅的故事，讓冰冷的遺跡有了溫度——他精湛的技術與樂觀的精神感染了團隊，也與師生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發掘結束后，同學們從朋友圈得知龐師傅不幸患病，2022級同學迅速行動自發捐款相助，幫助龐師傅渡過難關。這場跨越生死的互助，詮釋了考古不僅是發掘過去，更是守護當下的人性之光。
野外工作結束后，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科研團隊正在開展后期的資料整理和多學科研究工作。室內整理是田野考古工作的重要后續環節，是對田野發掘所獲資料和遺物進行系統梳理、研究和保存的過程，包括文字、圖像資料的整理，出土遺物的修復、繪圖、統計，出土動植物遺存的科學研究、同位素、人骨與DNA分析等。科研團隊計劃在以上工作的基礎上，開展深入的綜合研究，編寫考古發掘報告。
桑干河畔的風，吹散了五千年的浮塵。吉家庄遺址的玉鉞寒芒與陶窯余燼，如同時空坐標軸上醒目的錨點，標記著仰韶與龍山文化在此交融的文明刻度。如今，考古人正用手中的手鏟與科技，層層揭開桑干河文明的疊壓記憶，讓我們得以觸碰那段波瀾壯闊、熠熠生輝的往昔。
山西晚報記者 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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