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平城區文瀛南路北魏墓地
見証遷洛前后平城最后的輝煌
大同市平城區文瀛南路北魏墓地
見証遷洛前后平城最后的輝煌
發掘單位：大同市考古研究所項目負責人：靖曉亭
大同，古稱平城，作為北魏都城有97年之久。
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假借南征的名義，率領群從百官、步騎百余萬浩浩蕩蕩從平城出發，趁機定都洛陽。太和十八年（494年），這場遷都之旅正式完成，平城時代也隨之落幕。
2024年，大同市平城區文瀛南路發掘了百余座北魏墓，年代從太和九年（485年）至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為人們了解孝文帝遷洛前后的歷史提供了資料，見証了平城最后的輝煌。
地域與人群來源屬性特征明顯
2024年4月至11月，為配合建龍央璽房地產開發項目，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位於大同市平城區恆安街與文瀛南路交匯口西南發掘了164座墓葬，其中北魏時期墓葬120座。此次發掘自2024年5月13日開始，至11月2日結束，歷時近六個月。
據文瀛南路北魏墓地項目負責人靖曉亭介紹，與大同此前發現的其它北魏墓相比，目前這個墓地的規模最大。該墓地西側、北側墓葬較少且分散，東南部墓葬則分布密集，整片墓葬呈由東南向西北擴散的趨勢，此外，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曾於2021年、2022年分別在該地塊東側及東南側進行過兩次考古發掘工作，推測該處墓地可能位於某一大片區墓群的西北邊緣。“包括曾經發掘的司馬金龍墓，也屬於這一大片墓群，它在墓群的東南方向。”靖曉亭說。
該墓地墓葬分布比較密集，但同時期墓葬卻無打破關系。7座東西向北魏墓全部位於大干渠東側，位置相對獨立且集中分布於發掘區北部。其它113座皆為南北向北魏墓，多位於發掘區南部，且分布規律，排列成行，說明該墓地的使用有著合理的規劃，依此推斷聚葬習俗應該相當盛行。
不同於一般的家族聚葬，該墓地是以地域和人群劃分，實際上就是一個來自各個地方的多人群聚集的一個公共墓地。出土的墓銘磚及墓志上，有各種姓氏，包括司馬、崔、高、謝、張、黃、前、王、靜等，而無同一姓氏，地望有定州高陽易縣（今河北易縣），長安（今陝西西安），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等。M15崔寄奴墓與M138高謢墓南北排列且均來自定州高陽易縣，而非同一姓氏，再加之M157所出墓銘為高陽太守謝還香，說明該處墓地家族性質不明顯，而是地域與人群來源屬性特征明顯。
“這些姓氏都是漢姓，沒有鮮卑姓，推測他們應該都是從全國各地遷至平城的外來人員。”靖曉亭介紹，平城人口最多的時候有150萬人，北魏定都平城以后，吸引了許許多多來自不同地區的各類人群在此生活。這些人中，有征服的各地官吏、能工巧匠們，還有大批的宗室、高官和富戶，他們從各地遷至首都，或從舊都遷至新都一帶，“而且很多都是大規模的遷移，這個墓地中有墓志的，一般都是遷移小分隊的首領”。
胡漢文化、南北文化相互交融
北魏時期的120座墓葬，包括磚室墓59座，土洞墓57座，豎井墓道側室墓1座，豎穴土坑墓1座，瓮棺葬1座，溝（墓葬未完工）1條，共計出土北魏時期文物587件（套），包括陶器、瓷器、石器、鐵器、銅飾件及若干金、鉛飾件等。
北魏是民族融合與交流的重要時期，從這些墓葬的葬俗及出土器物上，可以發現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的証據。比如，有20座墓葬出現隨葬整隻動物的現象，以牛、馬、羊為大宗，仍舊延續著大同地區北魏墓葬隨葬動物的習俗，有鮮卑或匈奴遺風。
M63出土的一件石枕，正面和背面都是雙龍纏繞，是典型的漢文化因素﹔側面兩邊都是站立的人物形象，為帶有西域特點的外來人口﹔底部是母狼喂小狼吃奶的畫面，體現舐犢情深，是明顯的草原文化因素。這件石枕是目前發掘的眾多北魏墓中第一次出土的石枕，此前在大同地區甚至全國范圍內都沒有發現過。
在出土器物中，考古人員還發現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M29、M42、M52、M82出土的四塊瓷片可拼接，拼接后的器型為龍柄瓷器，與此前北齊婁睿墓出土的龍柄雞首壺相似。靖曉亭介紹，從風格特點來說，這很明顯是南朝的瓷器，北朝沒有那麼大瓷器，而且現在大同還沒有發現過北魏的瓷器，瓷器一般都是從南方來的。這件器物出土時已經碎了，至於為啥會出現在四個墓中，還能拼在一起，這一現象仍需進一步探索和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墓中還出現了佛教元素。M99出土了一件陶瓶，被認為是佛教的法器淨瓶，與雲岡石窟菩薩造像手持之物相同。這類器物，一般出現在僧人或者信徒的墓裡。
出土文字為多重歷史提供佐証
該處墓地出土多件北魏時期墓志或墓銘磚，文字性的東西較多，年代最早的為太和九年（485年），最晚的為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未發現其它年號，由此判斷該處墓地使用年代為北魏遷洛前后，為大同地區北魏墓葬的分期斷代提供了新的資料。
其中，崔寄奴墓志的發現有重要意義，其一，“奴”字不宜入正名，而歷史上南朝劉宋皇帝劉裕小名也叫劉寄奴，因為出生貧寒被寄養於他家，而與其相距不遠的M8墓主為張奴，且兩座墓規模都較大，再結合以前所出的白兵三奴銅鍑，有可能“奴”字在北魏時有著特殊的意思和象征性質。經初步研究，靖曉亭認為名字中帶“奴”的人應該和皇家關系比較大，是皇家把他們養大的。崔寄奴的墓志顯示，他的官職是內行，也就是皇帝身邊貼身的仆人。張奴的墓志雖然沒有記載，但他應該也是皇宮裡面的人。該墓志中所說的“其墓田位於京城東之南十五裡”，為探尋北魏的城郭范圍提供了准確的參考。
此外，崔寄奴墓志的書寫方式和體例也與以往發現的北魏墓志不同，尤其是最后，“后人不得妄認”，以往此類書寫語氣多出於后世墓葬，為研究此類墓志的源流問題提供了研究價值。以前發現的北魏墓志規格多為圓額方底、圭形帶座，但崔寄奴墓志是長方形的，它是從磚銘到圭形墓志碑過渡階段的一個代表。
司馬元伯墓銘磚正面記載其爵位和官職，為溫縣子、建威將軍、泰山太守，與史書同，而葬於太和十六年（492年），且官職多一領暉侯，有補史的重要價值。背面的墨書已漫浸不清，但依稀可見“東海公”字樣，與史書記載其襲其父司馬天助東海公后被降為溫縣子符合。史書記載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實行爵制改革，開始推行實封的王爵、開國爵與虛封的散爵並行的爵位制度。《魏書·孝文帝紀下》記載：“（太和十六年）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為王，皆降為公，公為侯，侯為伯，子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這說明司馬元伯病故時正處於這一改革施行期間。
該墓地的北魏墓葬被盜嚴重，且土洞墓也有被盜情況。部分墓葬人骨仍保留著被拖拽的姿態，推測該處墓地部分墓葬在下葬不久后即被盜掘。“以往發掘其它墓，磚室墓十墓九盜，但是土洞墓被盜得很少，因為比較危險，盜墓者也不敢動。但是這個墓地不僅所有的磚室墓都被盜了，土洞墓都被盜，隻有一些小型的土洞墓沒有被盜，說明還是埋葬的規格比較高。”靖曉亭說。
因為早期被盜了，墓中不多的壁畫也被破壞了，在M63和M5發現有壁畫，僅剩少許花草和帷幔圖案，已由雲岡研究院的壁畫保護中心揭取修復。
目前，發掘工作已結束，原址已回填。該墓群的發現，以豐富的墓葬形制和文物遺存，串聯起平城時代的尾聲，為研究北魏遷都洛陽前后的社會變遷、文化融合及喪葬習俗提供了實証。
山西晚報記者 南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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