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蟄·梨·晉商 - 山西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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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驚蟄時節，黃梨亮眼地擺上了街頭。驚蟄吃梨是家家都熟悉的一種飲食習俗，並且還是在春天裡帶有防疫保健功能的經典果品。
　　梨是從何時開始與驚蟄節氣成為最佳組合的呢？
　　“春食梨，解燥熱﹔秋食梨，滋陰潤肺”，寫下這段話的人叫盧和，他生於明嘉靖年間，是明代著名的醫藥學家，尤以食療見長。1540年，盧和整理前人經驗，寫成了《食物本草》，就是在這本書中，梨與驚蟄套起了近乎。
　　嘉靖版《平陽府志》載：“春三月，民多食梨以潤燥，或制梨膏蜜餞，療喉痺咽痛”。逐漸，人們對春天吃梨的好處有了更多認識。到了明萬歷年間，梨與驚蟄已經明確地組合在一起了。萬歷版《吳郡志》記載：“驚蟄日，以梨切片經宿水泡，染淡紅，謂之‘梨花’，置之戶牖，以厭虫蟻。”這時，驚蟄已不僅僅是人吃了梨可以潤燥，就連梨泡過的水都有了防虫蟻的功能。顯然，在明中期時，驚蟄吃梨這件事大江南北皆已共知，成為全國性的飲食習俗。清光緒版，《震澤縣志》記載：“驚蟄食梨，或削梨為丸，煮以冰糖，名曰‘梨癆丸’，治咳嗽。”
　　梨的食療性其實很早就已經為人所知，東漢的《神農本草經》就記載梨汁“潤五臟，止渴”，現代研究証實其富含酚酸類抗氧化物質。
　　那麼為什麼到了明代，梨的食療功能被高度重視，並與春天做了綁定呢，這與明中后期開始出現的小冰河季不無關系。
　　約14世紀至19世紀，地球進入了“小冰期”初期，這一階段氣候較前代偏冷，降水也很不穩定。低溫與霜凍增加，旱澇交替，蝗災頻發。明嘉靖年間多次出現倒春寒現象，華北平原頻發干旱，同時黃河改道帶來的洪澇威脅加劇。山西、河南等地從嘉靖中后期開始出現蝗災記錄。
　　盧和的青壯年時期恰好就是明嘉靖年間，這一時期，由於氣候的不穩定，雖未暴發全國性大規模瘟疫，但區域性疫情時有發生。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北京因“春寒料峭，陽氣未升”引發風溫（類似流感），《順天府志》記“市井間傳染者眾”。明代北方春季氣候常呈現“倒春寒”與干旱交替的特征，加之人口流動，客觀上增加了呼吸道疾病傳播風險。
　　盧和在《食物本草》中明確記載了梨的食療價值：“梨，味甘微酸，性寒無毒……主消渴、治咳嗽、利大小便。煮膏服，可祛痰火。”其強調梨對“風熱咳嗽”“燥咳無痰”的療效，與春季氣候致病特點高度契合。
　　后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引述《食物本草》並補充：“梨能潤肺涼心，消痰降火”，並提到“梨汁煮粥，治小兒疳熱”。明代《丹溪心法附錄》也記載用梨皮煎水可預防風寒感冒的方法。山西省中醫藥研究院2020年報告顯示：“驚蟄前后梨的維生素C含量較其他季節高30%，契合‘潤燥’養生需求。”
　　盡管明代沒有文獻明確將梨用於直接防治瘟疫，但其作為“時令藥食”確實發揮了很大的防疫作用以及輔助治療的作用。瘟疫流行后，患者常因體質虛弱出現陰虛燥咳，梨的潤肺功能就成為恢復期的最佳食療選擇。萬歷年間的《潞安府志》記載，當地疫病平息后，“以梨燉冰糖，貧者亦食之”。可見，吃梨潤燥的食療法非常流行並且有一定效果。
　　明代中后期，隨著《食物本草》等著作的傳播，部分士紳階層已意識到飲食與疾病預防的關系。梨因其易得性和明確的療效，自然也就被推薦用於春季疾病的預防。而且，在青黃不接的春天，梨還是救荒物資。
　　明代《農政全書》記載，晉商在西北荒旱年份曾低價售梨，“活民無數”。晉商在梨貿易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何以能有如此義舉？
　　晉商崛起於明代中期，曾控制了華北、西北地區的土特產貿易，梨作為耐儲運、需求穩定的商品成為晉商重要的交易物。當時，全國梨的主產區集中於華北（如河北趙縣、山西祁縣）、西北（如甘肅天水、陝西渭北），晉商建立了穩固的產銷網絡，將產區與消費地連接起來。晉商在明代全國梨業市場中的地位曾無可匹敵，甚至，山西通往西北各地，通過恰克圖銷售梨的商路，被民間戲稱為“梨馬古道”。
　　《馬可·波羅游記》中便有描述晉商梨貿易的內容：“從太原府出發，載梨之駱駝隊穿越沙漠，售予波斯商人，換回香料與寶石。”光緒版的《山西通志》中將梨列為山西特產，記載其經濟價值：“梨之利，甲於晉中，歲入銀錢不下數十萬兩。”並詳述了其貿易路線：“太谷梨經平遙、介休，出雁門關，入西口，分銷蒙古、俄國。”現存於中國票証博物館的日升昌票號賬簿上有一條1876年賬目顯示：太谷梨商李萬源通過日升昌開具匯票，從蘭州分號提取白銀2000兩收購葡萄干，單筆交易額佔當年票號總業務的7%。民國版的《太谷縣志》明確記載太谷梨的種植規模與貿易網絡：“沙梨出縣境西北鄉，秋收后窖藏，次年驚蟄前后啟運，銷行陝甘寧一帶，換回胡麻、葡萄干、大黃等物。”現存的蔚泰厚票號信札中提及“西果庄”（梨行代稱）：“每箱梨重四十斤，運至肅州，以三箱換波斯絨一匹，獲利甚豐。”西北商幫商會檔案也有記錄：“晉商管貨，陝商跑腿，梨運至蘭州后，由甘商分銷至迪化（今烏魯木齊）。”在《中國海關貿易統計》（1912-1931）中，還有關於山西梨出口的記錄：1915年出口量達12萬箱（約60萬斤），主要銷往香港、新加坡，換取橡膠、錫器等工業原料。到了清末，山西商人還在新疆引入了梨樹，據《巴音布魯克縣志》記載：“清末晉商引入梨樹品種，當地維吾爾族稱其為‘山西梨’……制成果醬遠銷中亞。”
　　據《山西通史》記載，清代原平梨年產量超50萬斤，其中30%用於外銷，主要客戶為西域商人和晉商票號。原平梨商通過日升昌獲取匯票貸款，如1905年的一則檔案顯示，梨商張福全憑票號擔保，從蘭州分號提取現銀2000兩收購葡萄干。1912年后，原平梨經天津港出口至東南亞，1935年出口量達12萬箱，佔全國梨出口量的15%。當時使用“山西原平酥梨”木箱包裝，內附英文說明書，標注“天然糖分，潤燥佳品”。
　　學者經過論証認為，明清時期，梨是晉商“邊疆貿易六寶”（梨、棗、茶葉、絲綢、瓷器、藥材）之首。
　　晉商之所以能將梨的生意做得如此風生水起，自有其獨到之處，那就是晉人在梨的儲存上有很高的科技含量。
　　在沒有冷庫、沒有現代化科技保鮮的時代，晉商是如何讓梨能從前一年的九十月份，完美地儲存到來年春天的呢？
　　《太谷縣志》詳細描述了當地梨窖的建造：“掘地三丈，磚砌夾牆，內置柏木架，梨與柿子層疊，以艾草熏蒸，可儲三年不腐。”“窖內分層碼放，梨與柿子交替，以柿子乙烯延緩腐敗。”晉商群體將梨窖藏技術用於長途運輸，既保鮮又備荒，間接支持了梨作為應急食物的普及。
　　梨的窖藏技術讓太谷梨在驚蟄后糖分達18%，比鮮梨溢價3倍。這種儲存的先進性成就了晉商的貿易優勢。19世紀中葉晉商梨通過廣州十三行銷往英國：“裝箱梨用鬆針防潮，標注‘山西貢梨’字樣，售價高於普通梨三倍。”
　　從唐代《本草拾遺》記載的：“河東梨甘美”，到晉商低價放梨“活民無數”，一枚小小的梨子早已不是普通的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