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家”——一位大學教師筆下的家文化
古人擇偶的多元取向
漫談“家”——一位大學教師筆下的家文化
古人擇偶的多元取向
婚姻是兩性的結合，也是家庭的基礎。古語雲“執子之手，與之偕老”。擇何人結為連理，共度此生，不啻為關乎家風傳承和人生命運的最重要選擇。
“對壞一門親，敗壞九代根。”古人把婚姻視作兩個家庭、家族的大事，在擇偶時首重門當戶對。明代歸安嵇氏家規明令“議婚須求門第相等，倫序不紊者”。清代於成龍《治家規范》強調“結親惟取門當戶對，不可高攀，亦不可就下”。士庶不婚、官民不婚、良賤不婚、異族不婚等婚姻制度是古人門戶觀念產生的重要基礎。正是這些婚姻禁止條件，限制了不同階層間的通婚自由，同時釀成了許多悲劇。江蘇靖江陸氏一族，祖上顯貴，至陸奉賢時雖已式微，但他仍固守門第之念，三番五次拒絕前來求婚者，隻為給女兒尋得一位門第相當的佳婿。結果至其去世，女兒年逾三十未嫁，守貞終老。
《增廣賢文》有言“婚姻論財，夫妻之道”。婚姻中的經濟基礎固然重要，但過分逐利卻成流弊。司馬光痛斥貪鄙之人“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清代夏醴谷亦直言：“將擇婦，必問資裝之厚薄，苟厚矣，婦雖不德，亦安心就之。將嫁女，必問聘財之豐嗇，苟豐矣，婿雖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擇偶論財之舉嚴重影響婚姻市場和社會風氣，家規家訓多以鏗鏘之聲加以批駁。清代朱柏廬《朱子家訓》呼吁：“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務計厚奩。”鎮江王氏《家訓》規定：“凡男女婚配，不論貧富，務擇門楣相當，家聲清白者，苟愛富嫌貧，許配非耦，通族公議重處。”古人之誡，今猶在耳。
“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禮記》中此一言，道出了德行在擇偶時的分量。孔子的弟子公冶長，自幼家貧，還進過牢獄，但德才兼備。孔子看中這點，乃將女兒嫁之。理學大儒朱熹欣賞門生黃瀚的品行，亦將女兒嫁之，並稱“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為幸甚”。人之德行與家教、家風密切相關，“有其父必有其子”“觀其母便知其女”，說的正是這個道理。無錫鄭氏族規要求“娶婦嫁女，毋論大家小家，必細訪其門戶清白”。擇偶既是擇人，也是擇家。南宋葉夢得警示“無家教之族，切不可與之為婚姻”。明代何爾健更以“凡有嫁娶，須擇有家法積善之門第，男性純良，女德柔嘉者”規訓子孫。南宋袁採主張“男女之賢否，須年長可見”，強調德行與年齡閱歷互為表裡，故不贊成早婚。
“才子配佳人”，自古即是佳話。西漢霍光看中雋不疑的斷案之才，主動提出將女兒許配。北宋文豪蘇軾貶謫惠州，十六歲少女溫超超直呼求嫁，絲毫不顧對方已是花甲之齡。清代南海縣人金翠芬仰慕善長繪畫的朱星，歷經波折終成伉儷。唐宋之后科舉制逐漸完備，憑才學應試奪魁成為入仕的基本前提，而才學也成為女子擇偶的焦點，以致出現榜下擇婿、榜下捉婿的現象。即便古代主張“女子無才便是德”，但歷史上不乏才女。漢代才女卓文君沖破世俗羈絆，與司馬相如私奔，當壚賣酒，成就千古風流。
古人擇偶也看相貌，用今天的話講就是“顏控”。《詩經》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個相貌出眾的女子常能引起公眾注目。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傾國傾城正是形容女子美貌的經典詞語，只是不同時代、不同人的審美標准有異罷了。當《水滸傳》裡“萬種妖嬈”的扈三娘嫁給“形貌崢嶸”的矮腳虎王英，不知有不少人為之抱不平。然而“紅顏禍水”之誡亦不絕於耳。浙江慈溪章氏族規明言“求媳不論艷美，必其閨門防閑既正而女德夙優者，方可宜家”。諸葛亮娶了“黃頭黑面”的黃月英，受到鄉民譏笑，殊不知正是有此丑妻的襄助，武侯才成就一番功業。
古人的擇偶取向並非完全僵化，而是禮法交織，多元並行。門第、財資、德行、才學、相貌，皆是權衡的尺度。今人提倡婚戀自由，但古人之智猶可為鏡。婚姻非一時之選，乃是一生之盟。擇偶之道，當貴在兼容並蓄，方得久長。
郭心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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