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金耳環：金芒閃爍激蕩晉陝高原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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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文物檔案
　　主角：金耳環
　　體態：長4.5厘米，寬1.1厘米
　　出生時期：商代
　　出生地：山西省石樓縣羅村鎮桃花者村
　　藏寶地：山西博物院
　　主角：金耳環（一對）
　　體態：長4厘米，寬2.5厘米
　　出生時期：商代
　　出生地：山西省洪洞縣雙昌鄉上村
　　藏寶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主角：金耳環（兩對）體態：長5.6-5.9厘米，寬4.1-4.2厘米﹔長4.9厘米，寬4.1厘米
　　出生時期：商代
　　出生地：山西省太谷縣白燕遺址
　　藏寶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最近熱映的電影《哪吒》和《封神》，故事線同處在一個時代背景中：商。
　　青銅文明、甲骨文字、神權政治、宗法制度、禮樂初興……商代（約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是中國早期文明的重要階段。
　　1982年5月，臨汾洪洞縣雙昌鄉上村村農民蓋房挖地基時，發現商代青銅鼎、爵、戈及玉刀、金耳環等6文物。第二年，晉中太谷縣白燕遺址出土一對商代金耳環。類似的考古發現，臨汾永和縣下辛角村商代墓葬出土2件金珥形飾，尾部為細絲狀，上穿綠鬆石﹔山西石樓縣后蘭家溝商代墓出土過3件金珥形飾，尾為細絲柄，也穿有綠色石珠。而同在石樓縣的桃花者村，早在1959年不但出土了穿有綠鬆石的金珥形飾，還出土了金帶和金弓形飾，現藏於山西博物院。
　　商代的上述地區，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類型的金耳飾？它們的源頭在哪裡？
　　黃金是金屬中的貴族。馬克思曾說，“黃金實質上是人類發現的第一種金屬”。考古表明，黃金制品的出現要早於白銀。中國最早與金有關的考古出土記載，是距今約4000年的河南湯陰龍山文化遺址，出土了一塊夾含“金”的陶片，被認為是制作者有意放入“自然金”而成。但這裡的“金”，並非提煉制成的金器成品，尚不能形成中國先民冶煉和制造金器的有力証據。
　　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圍內，最早的金銀器並不在中國本土。古埃及、兩河流域、南美洲都盛產黃金，黃金制品在公元前5000年的埃及已經出現。在公元前3500年-3200年左右的青銅時代早、中期，在歐亞草原（如南西伯利亞、阿爾泰、哈薩克斯坦等地）的顏那亞文化、辛塔什塔和阿凡納謝沃文化中，發現有黃金制成的裝飾品。我國金銀器的出現比上述地區晚了許多，最早的器物形制也多為小件裝飾品，與歐亞草原地區出土金銀器有諸多相似之處。比較權威的看法，中國最早的金器，是甘肅玉門火燒溝墓地發現的金耳環和金鼻飲，時間在公元前1900年至1400年之間。
　　那麼，黃金制品傳入中國北方的路線是怎樣的呢？
　　考古研究表明，早在商代之前，中國北方地區就已通過草原走廊與歐亞草原地區發生了文化交流，目前出土最古老的黃金制品多發現於長城以北的甘新地區和燕山南麓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類型多是以片狀金飾、環狀金飾為主的人體裝飾品。
　　進入商代，黃金制品在數量、種類、地域范圍等方面均比之前顯著增加。研究金銀器傳播的專家江楠先生研究發現，甘肅、內蒙古、晉陝、遼西、京津冀等地區出土的商代金飾品，多數都可以在新疆發現形制類似的器物，從新疆西北部，向甘青地區，再到晉陝北部，這條路線上屢屢發現的金耳環和其他草原風格的金銀飾品，使一條隱秘而悠長的金銀器傳播路線，逐漸“環環相扣”起來。
　　商代的黃金制品，主要發現於中原商文化核心區、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和以三星堆為中心的西南地區，但這三個地區所發現黃金制品的類型和用途卻有顯著區別——北方地區的各種耳環、臂釧、金泡等飾品，展現了人們對自身裝飾美的追求和蓬勃的生命活力﹔中原地區則以金箔、金葉、金片等器物為主，注重實用和美觀﹔南方的成都平原，金面具、金杖、金冠帶以及虎形、魚形、鳥形等造型奇特的物品，透露出神秘而庄重的氣息。雖然目前三星堆文化起源尚不明確，或許該地區的黃金制品另有傳統，但已經發現的金器的豐富性，見証了多種文化的影響，以及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文化交流與融合。
　　中原商文化核心區發現的商早期金飾並不多，如河南鄭州商城出土的夔龍紋金葉，以及該地區出土的金箔等，主要是作為器物的裝飾等。比較意外的是2022年在鄭州商都遺址書院街墓地出土了一件金覆面，距今3500年，是中國境內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金覆面，早於三星堆的金面具300年，二者之間的聯系給人留下無窮想象。不過這已是商中期的金器。
　　與商早期中原核心區黃金制品發現較少相比，反倒是商文化的非核心區，即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晉陝和京津冀遼蒙等地區，黃金制品的器型的種類與中原商文化核心區明顯不同，流行冠飾、耳飾、項飾、臂釧、戒指、帶飾以及縫綴衣物的金片飾等小件裝飾品，但具體形制差別很大。
　　根據出土資料分析，山西西部和北部發現的商代早期金耳環、金弓形飾（具體用途尚不明確，可能是頭飾、胸飾或禮儀用具），陝西渭南華州出土的月牙形金項飾，北京平谷劉家河出土的金臂釧、喇叭形金耳環、金笄等，延續了這一區域商代之前黃金制品作為人體裝飾的功用。一些還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晉陝地區商代珥形金耳環和金弓形飾，其形制至今在其他地區未有發現，應是這一地區先民的獨創。
　　那麼，在山西的石樓、洪洞、介休，佩戴這類金耳環和金弓形飾的先民，是什麼人？
　　各種証據，指向商王朝屢屢征伐的鬼方。
　　商代是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多族群政治體系，周邊分布著眾多方國。這些方國與商王朝的關系復雜，既有臣服、朝貢、冊封、聯姻，也有對抗、沖突、征伐，甲骨文中就記錄著許多商王征伐方國的記錄，如與土方、羌方、鬼方的沖突等。
　　在商代，鬼方是一支強大的力量，也是殷商之大敵。《周易·既濟》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記載。經過商代的屢次征伐，特別是殷高宗武丁的大規模討伐，鬼方走向分化，小部分歸附於商，或成為商的諸侯，如“九候”“懷宗九姓”，大部則繼續游離於中原王朝之外。到了周代，鬼方和華夏的戰事仍見於記載，西周時的小盂鼎尚記載了周康王時，討伐鬼方的兩次大捷。直到春秋之后，鬼方記載漸少，湮沒於歷史的煙塵之中。有研究認為，后世喧囂的匈奴、突厥等，與鬼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鬼方的文化屬性，大概率與歐亞草原游牧文化有關，其族群成分復雜，可能包括早期蒙古人種與印歐人種的混合，文化特征包括游牧經濟、金屬器制作（尤其是青銅器與金器）。商代金器的傳播，最大的可能，是以族群遷徙、貿易活動、技術交流等方式，通過草原走廊實現，本身就有游牧特征的鬼方及其他北方方國，可能是這種傳播的中介。
　　晉中、晉北、陝西中北部的高原山地，被認為是鬼方活動的主要地區。其中，呂梁石樓縣是商代北方方國文化的重要區域。這裡的考古學文化被稱為“石樓類型”或“晉陝高原商文化”，其特點是青銅器與金器並存，且均與中原商文化有一定差異，如后蘭家溝商墓除出土穿綠鬆石珠的金珥形器，還出土蛇首青銅扁柄斗等，具有鮮明的游牧文化特色。陝西歷史博物館藏有一對金耳墜，1982年淳化縣出土，呈扁平螺旋式，鉤為倒V字形，薄厚均勻，錘擊成型。陝西出土的這種金耳墜，與石樓后蘭家溝、桃花者，永和縣下辛角，陝西清澗縣寺嫣村等地發現的金耳環，屬同一文化類型，應是鬼方文化特有的文物。
　　與晉西的石樓縣、永和縣相比，洪洞縣和介休市位於山西南部和中部，地處汾河流域，是中原文化與北方文化的交匯地帶。這一地區在商代屬於商王朝的直接控制范圍或邊緣地帶，出土的金耳飾，在形制、工藝和文化屬性上與石樓縣出土的金飾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顯示了中原商文化的強烈影響，反映了商代北方邊緣地區在中原文化與北方文化之間的橋梁作用。
　　石樓、洪洞和介休等地商代金飾的出土，為研究北方方國與商王朝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線索，且証明鬼方與土方、羌方等其他北方重要方國之間，可能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在金屬器制作與裝飾藝術方面。例如，金弓形飾在忻州保德縣林遮峪商代遺址也有發現，說明其形制與功能在多個方國流行，反映了北方族群的共同文化傳統。
　　從這些小小的金飾出發觀察，可窺見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軌跡。同時，也由此徐徐翻開一部中國本土金銀器發展史：從商周的古朴小巧、清新活潑，到春秋戰國的精巧靈動、紋樣趨繁﹔從秦漢的雄渾大氣、工藝精湛，到唐朝的華麗富貴、異域風情，再到宋元的清秀典雅、文人意趣，明清的繁縟細膩、宮廷氣象，其發展過程令人感慨：文化的多元性如此迷人，文明的交流如此開放和包容，中華民族的融合和創造又是如此充滿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