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証文化千年變遷，梁曉聲畢生文化思考集成《中國文化的歷史基因》節選——
我入學了
見証文化千年變遷，梁曉聲畢生文化思考集成《中國文化的歷史基因》節選——
我入學了
《中國文化的歷史基因》梁曉聲著 現代出版社
本書是廣義的中國文化史綱要，為中國文化的千年歷史“勾畫了一個整體輪廓”，宏觀地描述了中華民族文化形成和演變的歷程，指出這也是以實踐理性為特征的民族文化意識的積澱過程，為中國文化構建了龐大的文化帝國。從體系上講，這是一部中國文化和文藝研究的宏觀縱論﹔從結構上講，又是一部古今中外的比較之學﹔從內容上講，更是一部剖析文學與藝術發展的沉思錄，引領我們徜徉於古代、近代、現代、國內、國外文化的思考之旅。在每個歷史時期，作者都將歷史背景和時代表現進行了客觀描述，從中找出產生的歷史必然，同時不斷重新審視這種必然在整個人類長河中的作用。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三十幾歲的已婚女性，一直將我們教到三年級，小學二年級時，我從同學口中知道了她的丈夫是區教育局的干部。在第一堂語文課上，她教導我們要“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
實際上我們無法理解我們小小年紀怎麼就是個“翻身”的人了，也不明白“幸福”和“享福”有什麼不同。我們的智商都差不多，但老師似乎沒看出我們的困惑。
在后幾堂課上，老師才解惑，她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新中國，我們過的將是很悲慘的生活，挨餓，受凍，全家沒房子住，更不會幸運地成為小學生……
我回家后，問母親：“新中國真的比從前的中國好嗎？”
母親大為吃驚。
我遂將老師的話學著說了一遍，母親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那當然，不止好一星半點兒，你們老師說得對，你要永遠記住！”
母親的話我當然相信，從此有了以前不曾有過的幸福感覺。
后邊的課文不是口號了，屬於看圖識字，如：
工人做工﹔農民種地。
馬拉車﹔牛耕田。
前邊一群羊﹔后邊兩條狗。
老爺爺乘涼﹔老奶奶喂雞。
最有故事性的課文內容是——烏龜、牛、馬、大雁和鶴共同拉一輛車，龜往河邊爬，牛、馬各向左右使勁，而大雁和鶴要將車帶到天上去……
這篇課文的教化意圖是鮮明的——目的相同，方向就必須一致。
以后幾篇謎語性課文我們都很喜歡：
麻屋子，紅帳子，裡邊住著個白胖子。
紅口袋，綠口袋，有人怕，有人愛。
兄弟七八個，圍著柱子坐。
大家一分家，衣服就扯破。
謎語無須同學們猜，有配圖。但同學們領略到了比喻的智慧，居然引起了多日互猜謎語的風氣。
到一年級下學期，課文內容豐富多了——《狼和山羊》《狗、公雞和狐狸》《狐狸和烏鴉》《狼來了》等課文，都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
同樣教化意圖鮮明，但《狼來了》給我們以較深的思想觸動——因為幾乎每一個孩子都可能面臨撒謊的誘因，有時確乎僅僅出於惡作劇心理。
到了二三年級，課文內容更加豐富，故事性也更強了，如《金銀山》《獵人海力布》《漁夫和金魚的故事》《寫給爺爺的信》﹔還有中國古代寓言與伊索寓言——“杯弓蛇影”“掩耳盜鈴”“緣木求魚”“風聲鶴唳”“此地無銀三百兩”等成語典故，已每每被我們挂在嘴邊了，我們真的漸漸被文化所“化”了。
如今回憶起來，我不禁產生這樣的感慨——編成好的小學語文課本，非易事也，實乃功德無量。其不易在於，既要循著筆畫由少到多、字義詞義由淺到深的過程，又要考慮到古今中外之課文比例﹔既要納入政治教化，又要兼顧基本品德熏陶﹔既要具有孩子們理應接受的道理，又要體現知識性、趣味性——得經過多少次比較、掂量、討論才能確定呀！
從前的蒙學語文教材之編寫倒相對省事些，如《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實際上《弟子規》非識字課本，而是少年道德操行守則﹔《千字文》也不是單純的識字課本，具有敘史的特點﹔《三字經》的識字規律顯然，其與自然常識、生活常識、文藝常識、歷史常識及德育在先的宗旨組合，集大成而又廣闊有序，比“上大人、孔乙己”那一種單純以教字為主的課本，確有經典性——盡管站在現代來看，存錯謬之處。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教材編寫，是集體行為，不但須討論、研究，還須審批，因而具有國家行為的特點。現在，全世界的教材基本都是國家行為的產物了，像《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那種個人編寫的教材，幾乎可歸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了。
我覺得，喜歡學中文的外國人，都應當讀讀《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對於了解中國從古代到近代的歷史脈絡，了解中國人的人性觀，了解中國人的道德理論，如同扼要的說明書。
但我在文化上並不是尚古之人。
我小時候聽母親講到過《三字經》，也隻不過聽她說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幾句，后邊的她背不出了。
我決定自己找來看，是2002年我調到北京語言大學以后的事。那時“北語”全稱是“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我自感對於本國傳統文化所知甚少，心虛，於是自我補課。
正因為我在文化上並不尚古，回憶起來，覺得我小學至中學的語文課本，應該說也是編得很好的課本，絕不比民國時期的任何一種語文課本差。
讓我的筆再收回來——1957年，八歲的我上小學一年級。
“除四害，講衛生”給我留下過較深印象，每一次回憶，某些情形歷歷在目。
“掃盲”給我留下的記憶片段更深，因為母親有一個時期每晚去上夜校。
“全民大煉鋼鐵”我也能談出些記憶，是我將家裡的一口裂底鍋捐到收鐵站去的，母親知道后及時要了回來，她認為等修鍋匠出現了鋦一鋦還能用。
但對1957年那場政治運動，我毫無直接記憶。這是因為，我們那個區域住的基本上是建筑工人、各處貨場的搬運工人、磚廠工人、公私合營前后某些小加工廠的工人以及拉腳的、擺攤的、開小雜貨鋪的形形色色個體勞動者之家。這些人家少有訂報的，在1957年，沒聽說誰家有了收音機。所以，盡管北京電閃雷鳴，在黑龍江省，在哈爾濱市，在我們那個區域，平靜如常，若無其事。
黑龍江省在以后的幾年裡，從工農業生產到教育、文化文藝事業，卻進入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時期，可以“黃金歲月”言之。
鍋爐廠、電機廠、汽輪機廠——“三大動力”工廠在遠離城市的地方開始興建了，那是國家級的工業項目。在市內，列車車輛廠、軸承廠、量具刃具廠、拖拉機制造廠等代表當時國家先進工業水平的工廠，先后投產。亞麻廠和化工研究所、化工廠也在快馬加鞭地籌建之中。亞麻廠生產的亞麻布，主要是為配合軍備生產，非為民用﹔生產坦克的“哈一機”也將在哈爾濱落戶。
在農業方面，“北大荒”廣袤的黑土地上出現了幾十個較大的農場，第一批十萬轉業官兵已在“北大荒”進行墾荒，並於次年收獲了糧食。
煤、木材源源不斷地從黑龍江省運往全國各地，保障著其他省的需求。
在教育方面，短短的幾年裡，“哈工大”“哈軍工”兩所后來的全國名校相繼擴建並落成﹔東北林業大學、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范學院、黑龍江商學院等省重點大學也已進入了教學穩定期——當年東北林業大學的首任校長是七級高干，與省領導同級，在全國亦屬不多的現象，足見黑龍江省當年對教育的重視程度。
農業的發展保障了人們不餓肚子﹔工業的發展增加了就業崗位——又於是，人們對文化、文藝的要求迫切了。
哈爾濱便有了工人文化宮、青年宮、少年宮﹔不但市裡有了，某些區也有了﹔市、區重點體育場館、圖書館相繼出現。
哈爾濱話劇院、哈爾濱歌劇院、黑龍江省京劇院、黑龍江省龍江劇院也都挂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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