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魯藝的歷史文化價值
前方魯藝的歷史文化價值
一提魯藝,人們自然會想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殊不知,在山西武鄉,也曾創建過一個魯迅藝術學校,因創辦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太行山前線,被稱為“太行山魯藝”或“前方魯藝”。
前方魯藝舊址位於武鄉縣下北漳村,它與延安魯藝一樣,都是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建的集文藝教育、文藝創作、文藝研究和實踐、思想政治教育為一體的、專門培養文藝人才與文藝干部的綜合性藝術學校,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中國現代文藝產生了深遠影響。
前方魯藝與延安魯藝存在諸多不同之處。
校名不同。延安魯藝全稱為“魯迅藝術學院”,武鄉魯藝全稱為“魯迅藝術學校”。關於這一點,武鄉抗戰文化學者李東興做過考証,1940年4月該校編印的《魯藝校刊》,其封面落款是“魯迅藝術學校”﹔該校編印保存下來的《魯藝歌集》,封面下明明白白寫著“魯迅藝術學校編印”。同時,曾擔任過魯迅藝術學校教務主任的牛?《魯藝概況》一文,指出魯迅藝術學校與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關系為“一個母親培植的同胞親兄弟”,性質同是在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下進行藝術教育的專業學校。
創建時間和地點不同。延安魯藝創建於1938年4月。隨著全國全面抗戰形勢的展開,廣大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民主人士、文藝人士紛紛匯聚延安,黨中央決定在延安創辦一所專門培養抗戰文藝人才的學校,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1937年底,為了紀念廣州起義和上海一二·九運動,延安文藝界組織了四幕話劇《血祭上海》,在延安公演20天。該劇公演直接促成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誕生。1938年4月10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毛澤東親臨會議,提出“藝術工作也應以統一戰線為指導方向”,希望魯藝成為聯合全國各界文藝工作者的一個陣地,為抗戰作出貢獻。沙可夫為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主持工作,學院設音樂、美術、戲劇三系。前方魯藝成立於1940年1月1日,是伴隨著八路軍總司令部和129師進駐太行,與中共中央北方局創建太行敵后抗日根據地后,許多愛國文化志士從祖國四面八方匯聚太行前線而成立的。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李伯釗、劉白羽、陳沂、朱光、何雲等與“魯藝實驗劇團”“魯藝文化工作團”“魯藝木刻工作團”先后由延安等地匯聚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在山西抗戰前線,中共北方局晉東南文藝工作者趙洛方、阮章競等人,聯合晉城華北軍政干部訓練班話劇組和陵川民族革命學校兒童抗日宣傳隊等成立了“太行山劇團”,高沐鴻、岡夫等人從太原來到太行山區辦起了文藝月刊《文化哨》。於是,黨中央決定參照延安魯藝模式在太行山根據地開辦一所革命藝術學校,增強抗日宣傳的力量,快速擴大抗日根據地。於是選派曾參加過延安魯藝創建的李伯釗二赴太行,負責籌建太行山魯藝,選定校址為武鄉縣王家峪村附近的下北漳村﹔同時,抽調原“民革藝校”牛?、艾炎、楊角、伊琳、朱杰民、洪流等人,與延安魯藝木刻工作團老木刻家陳鐵耕、畫家彥涵,以及八路軍前方野戰政治部汪耀前等人,隨129師從延安魯藝調來前方的洪禹、葉茵,青訓班前方工作團的李季達,太行“文救總會”的詩人岡夫、小說家蔣弼、文學家陳默君、音樂家常蘇民,抗大總校文工團的電影表演藝術家呂班、戲劇專家裴東籬等人一起來到下北漳村,組成了強大的師資隊伍。1940年1月1日,武鄉魯迅藝術學校正式開學,李伯釗任校長兼黨總支書記,陳鐵耕任副校長,學校開設音樂、戲劇、美術系和一個文學研究班。
前方魯藝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
建在抗日烽火前線,具有先天的戰斗性。與延安魯藝相比,前方魯藝建在烽火連天的抗日前線,隨時會面臨來自四面八方敵人的威脅。建校之初,經濟物質資料極端匱乏,敵人的掃蕩、飛機轟炸隨時可能發生,外部環境十分惡劣。牛?在《魯藝概況》一文中說:“魯迅藝術學校是在抗戰轉入新階段、敵后掃蕩與反掃蕩劇烈戰斗中產生的,它的產生就帶有先天的戰斗性,非但與過去的藝術學校不同,與現在后方學校也仍舊有區別,主要的還是在於它能為著配合當前革命戰爭的需要與政治上的迫切要求。”當時學校設備非常簡陋,隻有兩隻小木箱,一隻用來裝油印機和辦公用品,另一隻用來裝全校的圖書資料,遇到日寇掃蕩飛機轟炸,一隻毛驢就可以全部馱走。這就是魯藝全部的校產,號稱“一隻小毛驢馱走的學校”。
成立於延安魯藝之后,具有更強的實踐性。前方魯藝是延安魯藝“到敵人后方去”方針的具體貫徹。毛澤東曾親臨延安魯藝做過一次報告,明確提出延安魯藝是小觀園,抗日民主根據地才是大觀園,前方魯藝是北方局和野戰政治部直接領導下組建在太行山“大觀園”的一所文藝學校,許多師生直接來自延安魯藝,比如校長李伯釗,及洪禹、葉茵等。在教授內容和專業設置上,參照延安魯藝模式開設,由教師帶領創作、演出一些反映根據地生活現實、鼓舞士氣、激發軍民戰斗和生產熱情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形式短小通俗,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當時延安魯藝曾實行“三三制”,即在學校學習三個月、深入前線生活三個月、回來創作三個月。1939年王震之率領的魯藝實驗劇團離開延安奔赴晉東南抗日前線,深入火線、深入部隊和農村,根據前方抗戰的需要,一方面以戲劇藝術形式動員群眾,參加空室清野、拆牆破路、除奸帶路的反掃蕩斗爭﹔另一方面推動根據地的民主運動,減租減息、保衛秋收、選舉活動中都有他們的身影。演出之余,對晉東南地方劇團和歌詠隊進行輔導和文藝培訓。
創辦在戰火燃燒的土地上,具有更強的革命性。前方魯藝創辦在抗日前線,生活艱苦、戰爭頻繁,藝校師生們在歷次反掃蕩戰爭中經受住了考驗,在太行山上留下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有的甚至在太行山壯烈犧牲。比如來自延安魯藝、參加籌備下北漳村魯藝工作的龍韻(伊琳妻子),曾兼任前方魯藝實驗劇團導演,為根據地戲劇運動作出了較大貢獻,卻在被派往“太行劇協”駐會辦公途中遭遇日軍大掃蕩,不幸被俘,后押至太原日軍集中營,在日寇集體屠殺中英勇犧牲﹔再如同樣來自延安魯藝的朱杰民,參加前方魯藝籌建,擔任魯藝學校音樂教員,后參加前方魯藝實驗劇團並擔任音樂指導,曾與李伯釗合作譜寫《魯迅藝術學校校歌》,出版《太行歌聲》等刊物,指導劇團演出。在1942年的反掃蕩斗爭中,遭遇日寇三路襲擊,身陷重圍,與敵人展開白刃肉搏,終因寡不敵眾而壯烈犧牲。這次反“掃蕩”中,戲劇系主任嚴熹和教務處干部李思中在黃澤關西北方梁溝工作,在遭遇敵人封鎖、轉移群眾出村的戰斗中英勇犧牲。
堅決依靠群眾,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前方魯藝辦學比較靈活,校址曾隨八路軍前方總部遷移幾次,走到哪裡,哪裡就是校址。1940年夏,敵人佔領了武鄉段村,經常“掃蕩”,嚴重干擾了學校的正常教學工作。為保証師生安全,學校曾轉移到大陌、城底等地,等日寇撤回據點后,又回到下北漳村。1941年前方魯藝遷至遼縣上武村,1942年遷至麻田鎮附近的芹泉村。1942年5月反“掃蕩”以后,應革命需要,前方魯藝合並入延安魯藝,一部分同志回歸延安,另一部分分流到各抗日根據地。
前方魯藝在硝煙彌漫的戰爭環境中為根據地培養了大批文藝人才,同時在艱難的創辦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前方魯藝精神。這是一種與延安魯藝精神一脈相承的愛國主義精神、一種注重實踐的治學精神和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德藝雙馨的魯藝人身上體現的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精神。當下,我們要賡續革命年代共產黨人的紅色文化基因,前方魯藝師生在中華民族危亡之際,“以筆為投槍,以文藝為武器”的革命精神值得我們大力弘揚,我們應該加強魯藝精神的血脈傳承,發揮文藝舉旗幟、聚民心、培元鑄魂的重要作用,引領廣大文藝人才樹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文藝觀,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構建清朗、正向的文藝環境,為青少年樹立正確積極的榜樣和示范引領,從而守護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家園。
趙樹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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