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挑戰中國法律,不可忍
記者臥底兩個多月發現,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國際知名快餐連鎖店的肉類供應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大量採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的行為。上海食藥監部門表示,已經連夜行動查封該企業,要求上海所有肯德基、麥當勞問題產品全部下架。(7月21日《京華時報》)
這不僅是傷害消費者健康,也是在挑戰中國法律。
筆者很想知道下面三個問題的答案,第一個問題是,上海福喜加工、供應過期原料究竟有多長時間?這應該是有關方面查處的重點,這家企業違規加工時間越久,無疑,問題越嚴重,處罰也會越重。
第二個問題是,麥當勞、肯德基等“洋快餐”在原料採購環節以及供應商選擇方面是否嚴格把關?如果嚴格選擇供應商,並且每次嚴把採購關,相信不會出現過期原料等問題。從這次事件來看,這些“洋快餐”巨頭所謂的“選擇供應商方面有一整套嚴格可行的標准”等說法都是扯淡。
第三個問題是,除上海福喜之外,其他原料供應商有沒有類似問題?上海福喜其實只是這些“洋快餐”的供應商之一,還有其他的一級供應商和二級供應商,其他供應商有沒有問題,也值得追問。
這些“洋巨頭”之所以多次被媒體曝光,歸根結底,在於違法成本太低——我們的法律不硬,監管不嚴。雖然現行食品安全法對經營過期食品有相應的罰則,但坦率說,還不是最嚴處罰。這次,希望有關部門能從嚴處理“過期原料”事件,總之,不能讓“洋巨頭”一再挑戰中國食品法律。
馮海寧
食品安全“吹哨人”,在哪裡
食品安全事件頻發,口誅筆伐的對象難免再一次聚焦監管部門。但是,隱秘內幕得以披露,是記者臥底兩個多月的結果。讓監管人員面向若干食品藥品企業,逐一臥底兩個月並不現實,即便是駐企逐一檢查兩個月,都力所不逮。
事實上,最容易發現問題和了解內情的,是身處行業內的職工。正因此,在歐美很多國家都立法建有“吹哨人制度”,即靠內部員工在第一時間、第一地點察覺問題,吹響哨聲,制止問題。譬如在美國,一方面對“吹哨人”予以重獎,獎勵直接來自於罰金﹔一方面專門立法“証人保護法”《吹哨人法案》。資料顯示,全球揭露的食品安全案件中,政府部門查出來的很少,大部分是企業內部員工、競爭對手或維權組織揭露的。
我國也有食品安全有獎舉報制度,早在2000年修訂的《產品質量法》第10條就規定了有獎舉報制度。2011年,國務院食安辦發布了《關於建立食品安全有獎舉報制度的指導意見》。由此,各省都建立了食品安全有獎舉報制度。但揆諸現實,一方面在証人保護上沒有周密的法律設計,証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護﹔另一方面,舉報獎勵不夠多,舉報者顧慮重重。有專家指出,我們的有獎舉報制度只是“看上去熱鬧”。
在立法層面,2008年的食品安全法草案和去年的修訂草案送審稿,都規定了有獎舉報制度,但2009年通過時以及去年的修訂草案送審稿,最終都刪除了這一規定。由此可見,我們在試圖培養食品安全的“吹哨人”,但僅停留在行政層面,而在立法保護方面卻一直遲疑不定。“吹哨人制度”可以填補政府監管不到位的空間,同時又可以節約政府的監管成本。所謂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是時候立法建立我們的“吹哨人制度”了。
燕農
當以最嚴懲罰回應,必須的
上海福喜是一家美國獨資企業,卻沒有保以在國外企業那種視質量和安全為生命的企業理念,干起了制假售假的勾當。這也足以証明,在暴利面前任何人都可能變得瘋狂。同時,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國際知名快餐連鎖店的防線完全失守,既跟其把關機制失靈有關,又與其利益的考量有關。特別是近年來,關於洋快餐責任失位導致的各種事件可謂層出不窮。
在供應本土化、運作本地化、雇工低層化、擴張瘋狂化,洋品牌除了擁有一個國外商標之外,其內部運作體系跟國內企業並沒有多大的差異。若再加上所謂品牌崇拜而疏忽了對其監管,自然就會問題不斷。對此我們必須要有制度層面的設計與安排,要改變對外資企業的監管態度,並用最嚴懲罰措施給予回應。
造假制假之所以泛濫成災,依然在於風險代價與牟取的利益不成正比。一方面由於現行的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規,未能體現出“罰得傾家蕩產”的威懾力﹔另一方面,對每一起食品安全犯罪行為都進行刑責還做得不夠,治亂用重典的原則未能得到體現。食品安全的法律責任應該有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三大責任之間都要共同追究,三大責任並行不悖”。在很多國家,由於建立和實施了懲罰性賠償制度,使得失信者要面臨“天價索賠”的后果。如何暢通維權渠道,補齊民事責任的短板,也是當前監管層面必須思考的問題。
我們唯有用最嚴的懲罰給予回應,才能達到“以案說法”“以案立威”的效果。同時,要用“史上最嚴”的法律給予造假制假者們堅定的回擊。如此,食品安全犯罪的現象才會得到遏制,公眾也才能免於“被傷害的恐懼”。
堂吉偉德
破題“優先供中國”,填窪地
對問題企業,相關執法部門進行嚴肅處理,甚至還要移交檢察和司法機關並提起公訴,必須嚴辦。但是,除了要嚴懲,我們更需要破題的應該是:是什麼讓中國成為過期雞肉原料被優先安排的市場?
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概念——“窪地效應”。大意是企業投資會根據各地的政策、生產與勞力的成本而選擇效益空間相對更大的地方。在食品安全這一國際性問題上,同樣存在“窪地效應”。食品安全領域的“窪地效應”可以這樣描述: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食品安全標准、監管的力度和水平均落后於其他地方時,那些問題食品或相關產品就會流向這個地區。顯然,過期雞肉原料“優先中國市場”,除去“其心可誅”和“陰謀論”外,就是我們的食品安全問題長時間處於“窪地狀態”這樣一個原因了。
一個漏洞百出似“牛欄關貓”的食品安全監督體制,不僅僅關不住“國產貓”,也斷然關不住“西洋貓”。不過,必須還要慶幸的是,我們正處於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之中。今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向全國人大作《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要用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堅決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今年6月份,號稱“史上最嚴”的《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提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這些都體現出了新一屆中央政府對於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態度和決心。
“優先供中國”的“窪地效應”必須破題,嚴懲涉事企業是必須的,但給“窪地”填土卻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慶幸的是,無論是政府監管,還是法律與制度,抑或是相關行業標准,都在更新換代之中。也可以預期,以此速率發展,食品安全問題也是能夠解決的。
王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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