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地行走二十年 雪山少年已成冰川守護者
極地行走二十年 雪山少年已成冰川守護者
在零下40攝氏度的南極冰原上，用牙線將備用睡袋改造成御寒衣物﹔在珠峰北坳的冰裂縫旁，背著雷達設備為冰川研究採集數據﹔在北極格陵蘭島的融冰河床上，目睹了北極熊因棲息地消失而徘徊的身影……這是真實發生的故事。
我是溫旭，一名85后中國青年探險家，也是關注氣候變化應對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公益組織“極地未來（Polar Hub）”的創始人。從征服雪山的少年，到用腳步丈量氣候危機的冰川守護者，我用20年冰川科學探險的實踐行動，深刻感知了行走對生命的重塑力量。
我從小就很喜歡看探險的書籍和電影。2003年，15歲的我偶然看到央視直播攀登珠峰，這影響了我的一生。
16歲的我是妥妥的行動派。2004年5月，我攀登了人生第一座雪山——玉珠峰，海拔6178米，自此一發不可收拾。同年7月，作為最年輕的登頂者又攀登了慕士塔格峰。
2006年，天津市體育局要選拔兩人參加2008年奧運聖火珠峰傳遞，我成功入選。然而陰差陽錯下因同伴途中迷路，在安全找到他后，我最終無緣火炬隊登頂。
從珠峰回來后，我考入中國地質大學，組建登山隊“大地社”，3年時間我們攀登了14座雪山。但山登多了，我卻開始迷茫——難道登山的意義只是追求數量、海拔和難度嗎？
后來，我被地大悠久的登山科考歷史吸引了，在碩士階段跟隨冰川學家姚檀棟院士，研究第四紀地質冰川。隨著登山技能和科研緊密結合，我漸漸發現：用科學的方法去探索自然更吸引我。
2012年中國地質大學60周年校慶，武漢和北京地大聯合攀登珠峰，我有了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機會。但命運似乎再次和我開起了玩笑，因為種種原因我又未能如願登頂。但在此過程中我感到極強歸屬感，讓我再次重新思考攀登的意義。
2018年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開始，我有幸以一名科研工作者的身份第三次攀登珠峰。這次是帶著採集樣品、在頂峰鑽取冰芯和架設氣象設備的科研任務來攀登珠峰，最終我們用了13天登頂，完成了部分科研任務。
3次攀登珠峰的經歷，標志了我不同的人生階段和攀登目標，從個人興趣到集體榮譽再到科學探險，珠峰見証了我從少年到青年的成長經歷和人生蛻變。
2017年，我在青海冰川科考的正常攀登線路上意外踩碎了冰層，掉到一個因為冰川融水而形成的巨大冰湖裡。5月份不是最熱的時候，海拔5500米已經接近那個冰川頂端，身上還背著20公斤的科研儀器，我的身高掉進去根本踩不到底。我手抓著冰鎬探出水面，敲擊周圍的冰層，找到了牢固的支點后翻身上來，從遇險到成功自救不到20秒鐘，完全來不及恐懼。直到回到營地才開始后怕，也震驚於熟悉的冰川變得陌生了。
我忍不住回想起生命中有關冰川的一切：曾經登頂11次的慕士塔格峰，15年間，雪線退縮了500米﹔2009年我越野滑雪到北極點時，冰蓋還很厚，現在已經可以開船了。如果說之前氣候變化對我來說只是研究數據，那麼在冰湖中經歷的生死20秒，卻讓我切身感知到全球變暖帶來的危害，氣候變化也和我的生命第一次產生了強烈的連接。
在2023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的講台上，我展示了3組特殊影像：2009年北極點厚達3米的冰蓋，2018年格陵蘭融冰形成的網狀河流，2022年珠峰昆布冰川裸露出黑色岩壁。
冰川消融並非遙遠的環保議題，它關系著地球數十億人的生命安全，影響著沿海城市人們的生存空間。
20年於極致自然和雪山中的行走，不經意間影響和改變了一個少年的一生。隻不過，20年前仰望那座雪山的是我，20年后，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夠影響更多的年輕人一起加入保護冰川，應對氣候變化行動。
我堅信旅行不該僅是消費景觀的過程，而是與自然建立深度連接的契機。當代青年的旅行也不應止步於打卡拍照。當你用冰鎬敲擊消融的冰壁，用溫度計測量退縮的雪線，旅行就成為了解氣候危機的“顯微鏡”和向自然尋求答案的實踐行動。
未來，我想會有更多年輕人走進冰川，親眼看見消融的冰舌——這是最生動的氣候課堂。或許，這才是旅行最深刻的意義：讓行走成為認知世界的眼睛，讓自然給予我們守護家園的勇氣。
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當旅行不再是征服，不再是消費，而是聆聽生命的呼喚和地球的脈搏，這就是旅行對青年成長的意義。
溫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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