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會說謊，年輕人如何避免被“帶偏”
當AI會說謊，年輕人如何避免被“帶偏”
當AI能快速生成論文、解讀數據、閱讀文獻，越來越多大學生開始使用AI進行輔助學習，一些重要議題再次浮出水面——AI的普遍應用，是否會削弱年輕人的原創思考能力？是否會影響其價值判斷力和獨立人格的塑造？近日，本報邀請了3位專家學者，一起聊聊技術浪潮中如何守護年輕人的思辨能力。
主持人：
嘉賓：
李艷燕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教育技術學
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副主任
盧家銀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宋林澤 北京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主持人：近日，AI謠言頻出，引發輿論熱議。AI謠言會帶來哪些危害？年輕人應如何避免被誤導？
盧家銀：最近網上流傳的AI“造謠”亂象，本質上都是技術被濫用的表現。例如，有人故意訓練AI生成虛假信息，再利用算法推薦機制瘋狂傳播。這類謠言具有3個特征：標題黨式的情緒刺激、數據看似權威實則虛構、內容碎片化難以溯源。
這類信息對公眾和青年一代的影響是深層次的：第一，虛假信息會擾亂網絡輿論場，污染整個信息生態﹔第二，真假難辨的信息會削弱人們的認知力和判斷力，導致對核心價值觀的解構﹔第三，AI謠言對青年認知體系可能會產生較大的破壞。具體來看，在知識建構上，AI生成的虛假學術成果，可能扭曲青年對科學方法論的理解，削弱其“假設-驗証”的科研邏輯訓練。在思維發展上，AI謠言通過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形成邏輯閉環，不利於批判性思維的培養。這可能會導致青年一代陷入AI帶來的學習、寫作和生活的“舒適區”，習慣於接受機器生產和推送的片面信息。
宋林澤：青少年正處於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期，長期接觸AI謠言可能導致其難以區分事實與虛構，甚至盲目跟風傳播，削弱獨立思考能力。部分年輕人可能因缺乏信息甄別能力，成為謠言的“二傳手”。為此，思政課教師需要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網絡觀與社會責任觀，助力構建可信、安全的數字社會。對此，一是要注重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與信息素養，使他們學會通過權威渠道核實信息，避免依賴單一來源。二是要引導學生掌握技術識別工具，使用AI內容檢測功能輔助判斷。三是要強化學生的法律意識與社會責任，使他們審慎對待信息，在未進行核實前不隨意轉發信息，避免成為謠言傳播的“助推器”。
主持人：年輕人如何正確看待AI生成、輸出的內容？同時，學校教育需做出哪些改變，以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盧家銀：防止價值觀被AI帶偏，關鍵要建立認知錨點。青年需要在自己的知識體系裡打下幾個“認知樁”：一是主流媒體和網絡平台要建設優質信息內容池，利用算法加大對優質內容的推送，讓青年接收到更多高質量的信息﹔二是在技術上需要研發“價值觀對齊”的深度學習框架，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植入人工智能系統之中，以影響大模型的輸出結果﹔三是提升學生的媒介素養和信息辨識能力，如果學生不掌握基礎理論，直接讓AI整理報道素材，就很容易被隱蔽的價值傾向誤導。
在這個過程中，更需要大學教師培養學生的價值主體性。例如，讓不同AI就同一議題生成內容，對比發現有的傾向於個人主義敘事，有的強調集體價值。這個過程會讓學生意識到，AI輸出本質上可能體現了開發者和部署者的價值觀。最近我們在做“AI價值觀審計”的研究項目，目的就是讓學生給各類AI應用打倫理分，這種積極擁抱、主動出擊的方式，可能比被動防御更能筑牢思想防線。
李艷燕：面對AI技術帶來的認知挑戰，年輕人要形成獨立思考的能力，建立科學的信息甄別體系。第一，要與AI共建平等的、具有思辨性的對話互動。AI交互對話框，其實就是一個突破傳統知識權威的思維訓練場，AI的“零社會身份”特質消解了人際互動中的壓力，為年輕人創造了可自由質疑、反復辯駁的平等對話環境。年輕人可以把AI看作一位平等對話的智者，通過引導與AI的對話互動，促進個體思維鏈的形成，並校准認知偏差。這種去權威化的思辨訓練，可以幫助年輕人在與AI的對話中保持獨立判斷，實現認知躍遷。
第二，形成質疑前置的逆向運用思維。在使用AI工具時，可以先要求AI質疑其提出問題中的邏輯盲點、數據局限及價值偏見等，進而要求AI基於識別出的問題形成解決方案。這種逆向運用思維機制，讓AI突破了預設算法的局限，從答案輸出者變為內容校驗者，同時也促使年輕人完成了雙重思考，既審視問題的合理性，又評估AI方案的完備性，最終在與AI的動態博弈中逼近問題本質。
第三，通過橫向對比與縱向追問進行論証溯源。面對AI輸出內容的可靠性爭議，一方面可以橫向對比多源信息進行交叉驗証，使用不同的AI工具生成回答后對比核心論點、數據來源及邏輯鏈條的差異，或者借助搜索引擎、結合個人知識儲備進行驗証，識別AI生成內容存在的失真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從AI工具給出的結果中，提取論據與推理兩個部分進行縱向追問，對論據追問數據來源，對推理追問推導步驟，逐步發現AI論証路徑中的斷點。
宋林澤：當AI用幾分鐘就能生成一篇結構完美的《資本論》讀后感，技術的便利性正在重塑年輕人的認知模式。想要打破這種“思維懶惰”和“正確性答案崇拜”，需要引導和加強批判性思維訓練。以我講授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程為例，在講解“實事求是”思想時，我們設計了“概念漂流瓶”游戲，即學生需用AI生成該概念的當代詮釋后，通過文獻考証將其回溯至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鄧小平“三個有利於”標准，直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物質生活條件”理論。
AI輸出的內容只是一個認知起點，而不是終點。大學生需要主動去驗証它的內容，比如查閱權威來源、對比不同觀點，甚至直接與領域專家交流。這種驗証過程，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理解問題，還能讓我們在面對復雜信息時更有判斷力。
主持人：一些大學生開始使用AI完成作業，有些教師鼓勵，有人則存在擔憂。技術會不會帶來新的不公正，您如何看待？
盧家銀：鼓勵與擔憂各有其道理，具體需要從作業的目的、定位，以及大學課程的考核方式等方面系統分析。對於社會科學而言，傳統作業模式主要考查學生對於知識點的掌握和理解應用。因此，通常情況下，學生隻要通過較為規范的書面語言，將自己的理解有邏輯、清晰、流暢地表達出來即可。在互聯網普及前，受條件所限，即使學生有意查找資料，繁瑣的檢索過程也令多數人難以完成。隨著網絡技術出現，大幅提升了學術檢索效率，教師對課程作業的信息搜集標准自然提高，但大家並未因互聯網輔助完成作業而有異議，反而從這個過程中發現了優秀學生所具有的學術潛質，比如一點就通、邏輯性強、快速建構知識圖譜等能力。
當然，也會存在一些學生通過AI工具來省力和取巧，這不可避免。但教師應思考這種“偷懶”情況背后更深層的邏輯。我認為，任何工具都應該首先公平可觸及、可使用，接下來才是會不會使用、如何更好使用的問題。
李艷燕：在學習新技能或新知識的初期，學生往往會因內容復雜、進展緩慢而感到困難重重。AI能夠通過個性化學習路徑規劃和定制化學習體驗，有效降低學習門檻，幫助學生以更輕鬆、高效的方式掌握知識。然而，如果學生習慣於依賴“認知外包”，僅僅滿足於簡單復制AI生成的內容，缺乏必要的思考與重構過程，確實會導致獨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科學引導學生、合理設計AI工具的使用方式，就顯得尤為重要。
AI技術的普及，正推動傳統教學方式發生顛覆性變革。首先，教師角色發生根本性轉變。教師需要轉變為學習的引導者和能力的培養者，更多關注如何通過個性化教學來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培養他們獨立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同時重視學生的品格教育和價值觀引導。其次，教學內容需要與時俱進。在智能化時代，教師課程設計應當更加注重跨學科整合，通過創設真實問題情境，引導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主動建構知識體系，培養其核心素養與高階思維能力。最后，教學評價更加多元化與過程化。AI的引入使教學評價不再局限於傳統的標准化考試，而是更加注重對學習過程的動態追蹤與多維評估。教師可以借助AI工具高效開展形成性評價，實時監控學生的學習進度和表現，及時發現並解決他們在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主持人：“有了AI，為何還要讀書？”在AI能夠“高效讀完一本書”的時代，不少學生都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在您看來，如今讀書的必要性是什麼？
李艷燕：這個問題從表面上看體現出AI的效率優勢，但實際上暴露出的卻是對於學習本質的認知偏差。根據心理學家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知識的獲取應是主體在與具體情境的互動中主動建構的過程，而當前AI卻導致了認知外包傾向，使學生陷入被動接受信息的困境。
我認為，讀書的必要性主要包括3點。首先，讀書能夠構建個人知識體系。學生通過讀書，可以不斷將文本信息與既有認知進行碰撞，形成具有個人烙印的知識體系。其次，讀書是思維訓練的過程。AI的即時性知識輸出，省略了人類閱讀時的必經環節——概念解析、邏輯推演與反思驗証。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必須自主完成思維訓練任務，比如理解故事鏈條、權衡對立觀點等，從而促使大腦形成獨立的思考體系，確保人類始終保有批判性思維。最后，讀書能夠構建人類特有的精神價值體系。AI雖然可以模擬對話，但無法復現文學體驗引發的情感與價值共鳴。文字創造的共情場域讓學生能夠經歷道德推演與價值抉擇。這種通過文字展開的情感訓練，可以增強學生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也能培養學生在復雜情境中平衡理性判斷與感性共鳴的社交智慧。
宋林澤：深度閱讀本質上是思維訓練的“重體力勞動”。比如，在《毛澤東選集》研讀課上，學生通過分析《實踐論》的寫作背景，能夠理解“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論循環，這種認知框架的建構過程，正是思辨思維的鍛造過程。而AI生成的《實踐論》核心觀點提煉，往往簡化為線性的理論模型，丟失了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不斷探索和總結的動態過程。因此，在AI能“讀”萬卷書的時代，人類讀書的意義早已超越知識獲取，它是我們與偉大思想對話的橋梁，也是抵御技術異化的精神盾牌。（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許子威 記者 任冠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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