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跑步4萬公裡，一名HIV感染者的生命馬拉鬆
12年跑步4萬公裡，一名HIV感染者的生命馬拉鬆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就在幾天前，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老馬(化名)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採訪。作為北京佑安醫院愛心家園的志願者，他同時也是一名跑步愛好者，用堅持不懈的奔跑點亮了曾經暗淡的生活。他參加過多場馬拉鬆比賽，12年跑了近4萬公裡。在這場對抗艾滋的“馬拉鬆”裡，他用自己的方式為隊友們加油鼓勁，也証明了HIV感染者也能“跑”出精彩人生。
12年4萬公裡下一個目標是“小金人”獎杯
在老馬的朋友圈，除了晒出豐富的日常，“出鏡”頻率最高的就是他跑步的身姿：工字背心、短褲配跑鞋，胸前的選手號牌很是亮眼，一下子將“專業值”拉滿，這是他跑馬拉鬆的標配。裝備的顏色在變，不變的是他黝黑的皮膚下，那些條塊分明的肌肉，和眼神中的不屈與堅定。
12年來，老馬跑過了大大小小許多城市，廈門、廣州、成都、武漢、太原、秦皇島、徐州、昆明、麗江、天津、香港……他粗略算了算，加上每天日常跑步、長距離越野，這些年，他跑了近4萬公裡，相當於繞地球赤道一圈。
確診感染HIV后，老馬在北京佑安醫院愛心家園做過幾年專職志願者。自己對抗疾病的同時，他還在幫助別人，每天要面對病房裡的患者，解答來自全國各地病友的咨詢。時間久了，內心積壓的負面情緒該怎麼釋放？老馬選擇了跑步，每天出去“刷圈”，他說，隻有在沒心沒肺地奔跑時，才可以忘掉一切。
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網上刷到一個跑友群，就加了進去，跟著群友們一塊兒跑奧森公園。跑了幾個月，一個朋友提議：“你要不試試馬拉鬆？”“我跑不了。”“試試唄。”2012年，他第一次報了北京馬拉鬆，3小時40分鐘拿下全程，這個成績在業余跑友中已是中等偏上水平。“嘿，沒想到自己還挺能跑。”笑聲中，老馬的語氣高了八度。
自那時起，老馬的“跑馬”之旅一發不可收拾，哪裡有比賽，他就奔赴哪裡。 “跑步的時候整個人是放空的，可以忘卻煩惱，全身心投入，非常解壓。悶頭跑就完了，一定要跑到終點。”
12年來，老馬到處參加馬拉鬆，跑過的城市不計其數。因為體力好、經驗豐富，他在山裡當過越野賽道布置員，負責插旗子、確定路線﹔又當過越野跑負責掃尾的“收隊員”，確保參賽隊員一個不落﹔他也是“鐵人三項”的裁判，“要不是不會游泳，我就親自下場比賽了”﹔在香港，他兩次穿越大嶼山，挑戰100公裡越野，第一次整整跑了一天一夜，兩次比賽，他扛回了一座“小銀人”和一座“小銅人”。他說，下一個目標是跑進16個小時，再拿個“小金人”，集齊三種顏色。
“醫生肯定在騙我”“我感覺活不下去了”
朋友們口中尊稱的“跑王”，其實還背負著另一個標簽——“HIV感染者”。
2009年2月2日，這個日子刻進了老馬的骨子裡，這是他正式確診感染HIV的日子。頭一天，他接到了佑安醫院打來的電話，“您的血液檢測結果有點問題，找個時間來趟醫院吧。”內心忐忑，結果可能不太好，老馬一整晚沒睡好，第二天起床就直奔醫院。
拿到檢測結果，他問醫生的第一句話是：“我還能活多久？”醫生說：“隻要控制得好，你可以一直活著。”但老馬一個字都不願信，執著地問醫生要一個期限，“到底能活多久？一個月？三個月？還是一年？”跟大部分患者一樣，老馬覺得，“醫生在騙我，他只是試圖安慰我，我感覺活不下去了”。
那時，老馬39歲，正值盛年的他意氣風發，跟著一家文化公司到處奔走做項目。老馬前半生的經歷很豐富，剛到北京時，干過保潔、賣過衣服，曾經踩著自行車滿北京城給人送快遞，可以馱著快件一口氣從國貿踩到人大西門，也去郵局進報紙擺攤賣過報，“人生巔峰時刻”是服務北京奧運，后來還曾自學一年報考心理咨詢師証，但因為考試當天出差了沒去成……老馬就像一根能屈能伸的“彈簧”，無論何種環境，他都能很快“適配”。
得知結果那一刻，老馬覺得，自己沒有活路了。雖然醫生、護士一直在勸，但老馬一句話都聽不進去。心情憂郁、吃不下飯，確診不到兩周，老馬的體重從130斤掉到了110斤。覺得自己肯定活不長了，他隨便找了個借口與伴侶分了手，辭掉了工作，停掉了社保，回了老家。
在老家，老馬沒敢告訴任何人。他隻跟父母說，因為工作太忙、得了肺炎，想休息一段時間。那時，他覺得每天的日子都是灰色的。誰都不知道，老馬心裡承受著多大壓力。明知普通接觸不會傳染，但他跟父母吃飯、聊天總是小心翼翼地保持距離。父母問起自己的狀態，就說“好多了”。在父母面前，他強顏歡笑。大部分時間，老馬把自己關在小屋，靠繡十字繡打發時間。“看到老父母心疼的眼神，能活著就盡量活著吧。”在家裡調養了幾個月，老馬的身體狀況慢慢有了起色。
得病后，老馬覺得自己像一艘漂泊在海面上的孤獨小舟，隨便一個風浪就能把他打翻，醫院是唯一一個可以定期停靠的港灣。回了北京，去佑安醫院檢查、拿藥，是他最輕鬆的時刻。在那裡，他終於可以卸下厚重的保護殼。醫院裡的人擁有跟他類似的經歷，還有來自醫護的關愛。佑安醫院愛心家園專門給老馬安排了一名志願者，時不時問候老馬的身心狀態，給予他引導和支持，陪著老馬走出了低谷期。
在與病友、志願者、醫護的交流中，他逐漸知道，許多HIV感染者十幾二十年了依然活得好好的，他一點點重拾信心。“我才30來歲，我也不想這麼快離開這個世界。”
病友的“暖心熱線”一通夜聊電話救了一個人
一天，他正好回佑安醫院復查，當時一位醫生問老馬，願不願意加入愛心家園當專職志願者，老馬沒多想就答應了。“反正自己的狀態比剛確診的時候好了點，當時也沒正經工作，那就留下來吧。”愛心家園是由北京佑安醫院醫護人員自發組成的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關愛組織，平日裡，會聯合多方力量，為HIV感染者進行積極的治療護理、咨詢及健康輔導。
作為專職志願者，哪裡需要他就去哪裡，上午在門診給患者做引導、答疑，下午就去病房幫護士搭把手照護病人、陪患者聊天。在那兒，老馬認識了很多跟他一樣的朋友，大家親如兄弟姐妹。當時，有個專業的籃球運動員也查出了HIV，身高快2米的大個子卻暈血，每次臨近去醫院抽血檢查，他就給老馬打電話，跟個孩子似的央求老馬要他“作陪”。或許，隻有同病相憐的人心理距離是最近的，卸下了防備，病友們什麼話都會跟老馬說，“因為那時，我是他們生命中最信得過的人”。
遇到胡攪蠻纏的病人，老馬總是挺身而出，用自己多年“闖蕩江湖”的氣場強硬“壓制”對方：“想治就好好排隊，要是覺得這裡治不好，你就回老家去！”這種“路見不平一聲吼”，不僅讓不講理的患者瞬間“老實”，也讓醫生護士對這位“大哥”刮目相看。
但大多數時候，他內心柔軟。那時還流行QQ，醫院有個病友群，群裡的人來自五湖四海，大多素昧平生。作為專職志願者，加上自己本身是個熱心腸，老馬的電話在群裡是公開的，誰都可以找他。久而久之，病友群的人越來越多，不少在外地確診的患者也加了進來，老馬的電話成了“暖心熱線”。“得了病我要怎麼辦？”“我該怎麼面對家人和朋友？”“我是不是快死了？”……病友的問題五花八門，但問得最多的是，“我還能活多久”。
打電話來的基本是新發感染者，來自全國各地，形形色色什麼人都有，有體面的公司高管、光鮮亮麗的節目主持人，有血氣方剛的年輕運動員、意氣風發的教師，也有普通打工族、剛上大學的年輕學生，有上了年紀的老人，也有二十郎當歲的“毛頭小子”。“他們隻會跟我們傾訴，因為對方知道，我能理解、共情，也肯定不會泄露他們的信息，”老馬的語氣裡透露著一絲自豪，“這是一個志願者基本的‘職業操守’”。
隻要有人打電話過來，老馬就化身“樹洞”，耐心傾聽並給對方以安慰。但安慰其實很難。他把自己的親身經歷以及病友的經驗告訴對方，就算得了病，很多人依舊活得好好的。“核心就是把身體調養好，聽醫生的話，該吃藥吃藥、該檢查檢查，健康地生活，發生性行為一定採取措施。”這些話，他不知道說了多少遍。遇到不聽勸的、總是意志消沉的，老馬也難免著急上火，直接“開罵”，把人“罵”醒了為止。最多的一天，他接過20多通電話，說得口干舌燥。有時電話打到半夜，聊著聊著直接睡著了。“電話還開著，對方還在說，我實在撐不住了。”
曾經有個病友在半夜12點找老馬電話傾訴，是個20歲出頭的南方小伙子，得了病沒敢告訴身邊人。老馬聽他講述著自己的痛苦，小伙子說， “活著真沒意思”，那晚，老馬陪他聊了整整兩個小時。后來小伙子告訴老馬：“那天晚上如果不是您陪著，我早就跳下去了。”當時，他獨自一人坐在黑??的河邊。
對HIV感染者的歧視最親密的人卻傷得最深
艾滋病歧視始終是個繞不過的話題。老馬說，HIV感染者們最怕的就是別人異樣的目光。在老馬看來，北京是最友善的，去醫院拿藥、做檢查、組織大家搞活動，從來沒有什麼特殊對待。但一些病友在外地治療遭受歧視的經歷，讓老馬寒心不已。
2014年的某一天，老馬接到一個電話，是一個病友老嚴的姐姐打過來的。“他快不行了，想見見你。”兩人相識於佑安醫院的病房。那時老嚴已是艾滋病晚期，身體免疫力被擊穿，合並多種疾病。后來，他輾轉到老家一個傳染病醫院度過了最后的時光。彌留之際，他想見老馬最后一面。剛好要去跑一場馬拉鬆，老馬順道去探望了這位朋友。
從高鐵站出來后，老馬打了一輛出租車。快到醫院時，司機在距離醫院門口一百多米的位置停了下來，說什麼也不往前開了。
“我以為入院要登記、得有人來接，結果老嚴的姐姐說，你直接進來，這裡是傳染病醫院，沒人敢來，”老馬記得清楚，“那醫院門口連個把門兒的都沒有，冷冷清清，隔壁就是火葬場”。
見到老嚴，全身臟器已經衰竭，人骨瘦如柴，整個“陷”在病床裡。老馬心裡明白，這次是真的不行了。他試圖安慰了幾句，但語言顯得十分無力。第二天，老嚴就走了。
2010年左右，老馬聽說有個病友在老家檢測出HIV陽性，當地有關部門的人直接背著消毒藥桶到感染者家裡打藥消毒。“這讓人家怎麼活！”說到這裡，老馬的語氣滿是憤懣。
在醫院病房裡，經歷同樣遭遇的人們互相告慰著。但有時，病房裡的故事比電視劇的情節更夸張。
說起小熊的故事，老馬很是唏噓。
小熊是山西人，在北京工作，30來歲已經是一家小企業的高管，是家裡的獨子，父母是知識分子，家庭條件優渥。但自從感染了HIV，父母覺得小熊丟盡了家裡的顏面，態度急轉直下。終末期住院時，小熊大便失禁拉在了身上，母親把他帶到衛生間后，接了一盆冷水直接往他身上潑。后來老馬和護士過去查看，小熊一絲不挂地站在廁所，他從小熊的眼神裡讀出了無盡的孤獨。后來，老馬和護士幫小熊兌了熱水、洗了澡、換上了干淨的衣服。家人的“唾棄”，讓小熊完全喪失了與疾病對抗的意志力，身體每況愈下。小熊走的那天，是農歷八月十五，中秋節。
最親密的人，卻能傷得最深。老馬堅信，如果父母對他好一些，小熊肯定能活更久。
“原來我們還可以這樣”醫生真沒說謊
如今，老馬每天按時服藥，體內病毒控制得很好，生活規律而健康。隻要不刮風不下雨，他每天早上5點准時起床，雷打不動跑10公裡，跑完了收拾收拾正好上班。他說，運動完一整天都精神抖擻。
看到老馬在自己熱愛的“跑馬”之路上快意馳騁，他的狀態也在感染著身邊的病友。“很多人沒想到，原來我們還可以這樣！”之前有個病友騎自行車2000公裡去了西藏，當時也在圈裡火了一把，老馬深受感動。病友們惺惺相惜，用各種方式不屈地挑戰命運，成就自己，也鼓舞別人。
在這場對抗艾滋病的馬拉鬆裡，老馬就像一個領隊。一路上，有的人不知如何邁出第一步，他便伸手推一把﹔有的人快跑不動了，老馬會停下腳步，給他打打氣﹔也有人不知該跑向何方，他會當一段引路者﹔難免有人堅持不下來中途“退賽”了，老馬也會送他們離去……
老馬說，跑一次馬拉鬆距離很長，跟艾滋病對抗的這場“馬拉鬆”也會是一場“持久戰”。“別的目標沒有，就是好好活著。原來確診那天，醫生真的沒騙我。”
記者手記
請再給他們多一些包容和善意
老馬說，病友們往往不敢說自己去醫院看的什麼病，也不敢讓朋友來探視，他們隻想當個“小透明”，大多把自己裝在殼子裡。艾滋病也好，乙肝也罷，傳染病本身已經給人身心造成了巨大傷害，但“殺傷力”更強的或許是周圍人的誤解、歧視，這些可能是壓垮患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問老馬：“為什麼選擇接受這次採訪？”老馬說：“這麼多年了，我能夠坦然面對這件事了，也想讓更多病友鼓起勇氣面對生活，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正如老馬所言，如果不幸感染了HIV，關鍵是要遵醫囑，按時檢查、按時服藥，保持良好的依從性。通過藥物控制，感染者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樣，過上有質量的生活。
老馬擁有矯健挺拔的身姿、燦爛的微笑，頗具感染力。從老馬身上，我看到了生命向上生長的力量，看到了生命的五彩斑斕，看到了生命強大的韌性。在跟老馬交流的過程中，他豐富的經歷、清晰的記憶力、超人般的意志力令人折服。我跟他打趣說：“老馬，等您老了，要不出本自傳吧。”老馬嘿嘿笑了笑，沒吱聲。
衷心希望，老馬在這場對抗艾滋病的馬拉鬆裡跑得越遠越好。衷心希望，在這條路上，有更多理解、包容與善意。
本報記者 蔣若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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