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成龍傳》作者王振川：不以溫飽為志不昧天理良心

時間： 2014年11月24日04:17 來源：山西新聞網--三晉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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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獨家專訪《於成龍傳》作者王振川
    有人說，讀一部好書，就如同結識一位高尚的人。從11月11日起，本報開始獨家連載由山西本土作家王振川編著的《於成龍傳》，帶領大家領略一代廉吏於成龍不平凡的一生。很快，這本傳記將由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周，記者趕赴運城市，以期走進王振川乃至於公的精神世界。出發前，特意找來20余萬字的傳記書稿，不知不覺間就讀完了，仍覺意猶未盡。作者以獨到的時代視角、得當的辨析取舍，讓這位廉吏從歷史深處走來，呼之欲出，為我們呈上一部對匡正社會風氣大有裨益的清新讀本。
    他身穿對襟布衣，態度謙和，待人真誠熱情。在他的書桌上，摞著厚厚的書法習作，其中包括於成龍詩抄、語摘等等。觀其氣韻風骨，與於公剛柔並濟的筆墨倒是略有相通之處，豪放中不失婉約，柔和中映襯著剛強。
    王振川，1968年生於山西萬榮，現供職於運城市廣播電視台，為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運城市作家協會理事，著有《吏事千秋》《天理良心》《龍爭虎斗中國史·五代十國傳奇》《龍爭虎斗中國史·宋朝傳奇》《於成龍傳》等。

客觀評介

以質疑的眼光看於公

    有數位讀者表示，他們被《於成龍傳》所打動，不禁為之落淚。在寫於公時，王振川會有怎樣的情緒變化呢？是否也曾熱淚盈眶？
    他說，自己並沒有為此落過淚。這是為什麼呢？“最初寫於公時，我非常注意，千萬別受古人的騙，處處用質疑眼光看於公。所有的細節都想問幾個為什麼？有沒有夸張、溢美或虛構？這掉不出淚來。倒是后來，漸漸被於公感化了。尤其是於公晚年受屈，我心裡也挺難受。他寫的幾段文字，如《祭母文》《請假歸葬疏》等，有些句子很讓人感動。康熙皇帝寫的幾封詔書，裡面一些詞句也令人感動。”最終撥雲見日，將一個個質疑解除后，他發現於公的清廉絲毫沒有摻假。
    那麼，他是如何與這位廉吏結緣的呢？“2000年央視熱播的《一代廉吏於成龍》令人印象深刻，當時我一集不落地看完，不僅記住了他這個人，連演員李萬年渾厚有力的嗓音也記住了。之后曾在網上查過於公的傳記，但只是簡單看了一下就放過了。”2006年，運城市政協編撰《河東文化叢書》，分配給他一部“名吏卷”，寫成后取名《吏事千秋》，“寫了幾十位官吏，有廉吏、能吏，也有名吏、酷吏，但都與河東有一定關系。通過寫作，我對中國古代的官吏有了一定了解，心裡很敬重那些造福一方的廉吏能吏。”
    2008年，呂梁市政協擬出版《呂梁文化叢書》，王振川受周宗奇、權文學等作家推薦，撰寫其中的“於成龍傳”。
    “能夠以寫作形式，向於公表達一點敬意，真覺得是很大的福氣呢。”他笑了笑說，第二年，即2009年夏季去過一次呂梁。
    “網上資料不少，但很零散，收集了一批，沒日沒夜地讀。后來在某舊書網上找到了《天下第一廉吏於成龍傳》和《於清端政書》。寫作過程中主要是查資料的困難，一個小小細節往往花費大量時間，如大海撈針，最后查出來也不過是平淡敘述，一筆帶過。每天雖是寫寫歇歇，十分注意調節，但還是鬧得小病叢生，狼狽不堪。此書在出版時定名為《天理良心》，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告訴記者，2012年，因手頭的《天理良心》書本太少，無法遍贈朋友，就將書稿貼到了網上，沒想到意外結交了投資建設於成龍廉政文化園的呂梁企業家高林清，由此引發了該傳的第二次改寫。
    “在林清兄的支持下，我重新閱讀資料，有了疑問就和他溝通，發現原來《天理良心》中的不少錯誤和不足，一一進行修改和補充，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於公。最后將書稿定名為《於成龍傳》，交由三晉出版社出版。其中最重要的參考資料即於公的著作集《於成龍集》，另外也參考了《明史》《清史稿》《清史列傳》《國朝先正事略》《永寧州志》《中國通史》《清稗類鈔》《讀史方輿紀要》《歷代職官沿革史》等等。”
    2014年，《於成龍傳》被列入“三晉百名歷史文化名人傳記工程”。於是，他在此前的基礎上，調整了書名和章節名，並從頭至尾又潤色修改了一遍，刪減了個別章節，調整了個別語句。
    “我的第七本書《魏風悠悠》即將出版。另外還參與了《三晉史話》中《運城史話》的編寫，仍未完工。寫作主要在工作之余抽空寫，基本沒有專門請過假。”王振川自我評價道，“作品風格像與朋友談話交流，比較親切，其實算是網絡寫手的風格。寫作盡量平和，通俗易懂，且有趣味，符合歷史事實，絕不虛構，拿不准的就用探討口氣。”
    他說，沒有想成為什麼大作家，隻想做個好讀書人、真讀書人，“當然，當個作家也挺好。”

天理良心

於公一生堅守此信念

    於公45歲以貢生出仕，為官僅23年，從七品知縣升到一品總督，受到朝廷各級官員和廣大百姓的尊敬和愛戴。考察他的做人為官之道，對我們后人會有很多啟示。
    “我認為主要有五條，分別是清苦節儉、熱心公益、勇於任事、關注全局、與人為善。”王振川分析說，於公出身並不貧寒，家族歷代都是富裕鄉紳，但清苦節儉是其家風，並不追求個人物質享受。當時官員俸祿比較低，但於公把節省下來的錢都用來做公益慈善事業，沒有補貼過家裡，其家庭卻經常捐出家產救濟災荒。他三個兒子都是大慈善家，特別是長子於廷翼，最多的時候曾同時救濟幾千戶人。
    “現在人們熱衷於宣傳廉吏，反而忽略了於家力行慈善的歷史事實。而且，於公並不是那種隻知埋頭工作的書呆子官員，他在堅持原則的同時經常關注全局，替上級出謀劃策，因此深得賞識。”他還發現，於公不貪圖財利，也不留戀功名，不僅常在詩作中流露出急流勇退的情緒，也多次付諸行動，向上級和皇帝上書，要求辭官歸隱。但在特殊的戰亂時代，他的請求一直未獲批准，隻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赴任時，於公曾順道拜訪當年學友，說了一段傳誦后世的上任名言，發誓不以溫飽為志，不昧天理良心。在於公心中，效忠於一家一姓只是片面、狹隘的“忠”，傳承發揚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天下蒼生為己任，致力於恢復太平盛世，才是“大忠”。
    “反觀古往今來所有的貪官污吏，有幾個是沒才能的？隻因他們心中沒有這道‘天理良心’的道德底線約束與匡范，所以再大的本事，都可能會用在假公濟私、貪污腐化的邪門歪道之上。”
    “於公是個辦案高手。他的真正名聲，就是在黃州府任期內治理盜案創造的。不過他曾表示自己辦案子並不神，只是個‘誠’字而已。他做得很努力很盡心，對得起‘天理良心’，對得起國家和百姓。”王振川十分願意相信，一生講究此信念的於公，完成了他的從政誓言，達到了他追求的至高境界。
    在王振川的眼裡，於公是一位性情剛烈的人，敢和上級頂嘴吵架﹔又是一位嚴肅認真的人，面對不正之風絕不姑息。他還是精明多智的人，面對繁雜政務總能想到有條有理的解決辦法﹔是勇於擔當的人，數次在危急關頭都敢於挺身而出，破格辦事﹔是寬厚仁慈的人，對屬下的小失誤能夠包容原諒，而對百姓的疾苦，則經常傷心地淚流滿面。他也是一位浪漫風趣的人，面對風花雪月、名勝景觀，喜歡吟詩填詞，完全是一副文人士大夫的情調。”他形容於公的外表是身材高大、目光如電，長相十分威武，特別是在晚年時，“白須偉貌”是其標准形象。
    當於公去世100多年之后，晚清理學大師、名臣曾國藩老師唐鑒對其清廉、勇敢、仁愛亦非常認可和佩服，最后點出他是“吏者之師”，是官場上的大理學家，“於公雖不擅長理學的理論，但他是真正的實踐家，把大理學家的理論都做到了。”
    王振川說，所謂公道自在人心，於公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安貧樂道

崇敬諸葛亮淡泊寧靜之心

    除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外，王振川近年潛心研究國學經典且頗有收獲。他認為，國學，就是讓每一位中國人活得更中國，活得更像中國人。他十分欣賞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引言中所寫的一句話：“研究本國歷史者應對本國歷史具有溫情與敬意”。
    “於公平生很崇拜三國時期的諸葛孔明，曾經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過。我最崇拜的偶像也是諸葛亮，座右銘即‘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出自其54歲時寫給8歲兒子諸葛瞻的《誡子書》。”
    作為天津南開大學的高材生，王振川在大學時代學的是中文，但他還是最愛歷史。起初發表作品，是1993年在《山西日報》發表的《唐朝山西的王姓詩人》。參加工作之初，單位辦廣播電視報，他寫了不少評論，頗受歡迎。2003年至2007年，在《山西文學》發表過部分作品，后被評為優秀作家。
    “我自己有點像書呆子，不喜歡升官發財，就喜歡讀書聽戲練字打拳，比較淡泊隨緣。但出第一本書《吏事千秋》，寫了一批名吏，第二本寫於成龍，又是大廉吏，好像和歷代官吏很有緣。”他說自己天生喜歡讀古書，喜歡傳統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網名即“清涼明心”。
    “當初給《西湖評論》雜志投稿，主編是位年輕的佛教徒，經常給我一些佛教資料，解答一些疑難問題。我質疑了他好久，后來就漸漸開始信佛了。2002年，我開始創作第一部書《憨山大師傳》，寫完未貼出，在電腦裡藏了多年。前幾年上傳至天涯論壇，受到好評，后被成都文殊院《空林佛教》雜志連載，現在還未載完，在佛教界反響還不錯。”
    於公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人才，不僅熟讀儒家經史，還瀏覽佛典道藏，可謂儒釋道三教之精髓合一。他一生信奉“為政以德”“仁者愛人”的儒家思想，又信奉因果報應、行善積福的佛道觀念，總結出獨特的“天理良心”格言。“按於氏家族的傳統，也歷來重視宗教信仰的教化。”對此，王振川深有體會。他認為，三教皆具備一種功能，那就是能讓浮躁的心平靜下來，但又各具特色。
    “佛教的根本道理是萬法皆空，放下執著，教化人們解放思想，不要執著於固定概念。因果報應觀念，有它一定的道理和好處，可讓人心存敬畏心。不過，佛教雖有可借鑒之處，卻不教人如何為官，若研究做人為官之道，還是要多讀儒家經典，學習孔子‘仁義禮智信’的思想。儒家突出社會責任感，告訴你要以天下興亡為己任。”
    談到道教，他認為涉及一個未解之謎，“於公在黃州為官時50多歲，身體瘦弱且常生病，憑這麼一副老年文官的身板兒，卻英勇善戰，砍殺48個敵人，我猜測他在青年時代曾打過仗或學過武功，會是在哪兒學的呢？有人說，可能小時候上道教聖地——北武當山學過武功。”
    “我覺得，安貧樂道，讀書上進，不要把功名利祿看得太重，生活中應保持善心，隨緣做些好事，日子會過得很快樂。在有思想壓力的時候，盡量想辦法抒發排解，不要隨波逐流，更不要自甘墮落。”他的目光柔和，語氣平靜，充滿了哲思。

樹清廉風

我們可借鑒明清官吏制度

    “於公在羅城任期超限時，朝廷按照相應制度和程序，便會自動提拔。也就是說，隻要你‘進了賬就給你算’，如實錄入官員功勛，所以當時的官吏制度很嚴密完備，也屬於‘依法治國’，很重視制度建設，且在不斷調整，並非我們想象中的僅靠‘人治’。雖然，清代基本沿襲了明代的制度，但把很多缺點改掉了，只是比明代更專制，皇帝的權力更大一些。”王振川認為，明代有個缺點是皇帝經常“不上班”，皇子不好好學習。
    同時，他發現歷史上的山西官吏有個特點即能文能武，可“上馬殺敵，下馬草檄”。
    王振川總結道，於公的天下第一廉吏，一是自己主觀的養成，二是特殊環境的養成，三是時代需要的養成。即內因加外因共同塑造使然。於公被舉“卓異”之后，客觀上就需要好好保持此名聲，堅持原來的做法，這是社會塑造的一面。再后來，國家社會都需要廉吏，也需要樹立最好的典型，對他的宣傳很多，也外在地塑造了這個天下第一廉吏的形象。
    “現在很多人，剛開始工作時，也都有做好人好官的初衷，但往往頂不住誘惑與壓力，慢慢就隨波逐流了，有些還會變本加厲。”如何改變這個局面呢？他覺得最重要的不是教育，不是懲罰，而是改善用人機制。也就是說，如果能像清朝官員和皇帝提拔於公那樣，早早把一批埋頭苦干德才兼備的人提拔上來，讓他們和其周邊的人看到希望，很多人就不會自甘墮落了。至少，有70%以上是選賢，30%以下是照顧關系，社會風氣都不會太壞。
    王振川還有一個新發現。於公升官快，不僅僅是由於康熙皇帝本人的眷顧，和名臣魏象樞的秘密舉薦也有很大關系。但魏象樞為了防嫌，一直守口如瓶，直到於公去世后才在吊唁詩中寫道：“當年薦草曾聞否？歷盡平生一語無。”所以，於公在世時，根本不知道魏象樞幫過自己的忙。而且，魏象樞曾提出整頓吏治，康熙也採納了他的意見。
    通過寫於公傳記，王振川對明清時代的科舉制度和官吏制度有了一定了解。“以前，我們把封建社會說成一團黑，是萬惡的，沒有看到人家的優點。明清時代的官吏制度有很完備的一面，應該借鑒。樹立清官典型的方式也很有意義。不過，什麼事都不能一概而論。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風氣。要讓人感覺到正道好走，邪道不好走，這就是好風氣。讓人感覺正道走不通，邪道反而快，這就是壞風氣。諸葛亮說的‘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這句話裡藏了多少感慨啊！”
    在作者王振川的心中，同樣也藏有無限感慨。他講道，清官於成龍的做官信條“天理良心”，重新樹起這樣的清官形象，對當下的現實生活仍具有十分重要的鏡鑒作用。

本報記者李尚鴻文/圖

(責編：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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