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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桂蘭
別人休息的時候，作為基干民兵的牛桂蘭還要練槍法，臥式、瞄准……佔用了休息的時間，她一點都不覺得累，反而很興奮。“武裝部給發槍，38式、半自動、小口槍都耍過，我還參加了晉中地區的比賽，拿過獎呢。”
38式、半自動、小口槍都耍過,老了也閑不住
68歲的牛桂蘭已是滿頭白發。聽說記者來採訪大寨鐵姑娘的故事，她的眼角一下子涌出了淚花：“受了四五十年苦，都忘記了，忘記了。”隨著與記者的聊天，她慢慢回憶著當初的一切……
為了掙些工分，為家裡“添斤補兩”，小學剛畢業牛桂蘭就開始下地干活。“那個環境，干不動也要去干，沒有私心雜念，也不懂啥是私心雜念。”
1963年的洪災后，牛桂蘭開始與村裡的姐妹們一起干活。起床后，被子都顧不上疊，挑著糞上山施肥﹔施完肥，擔著小石頭回村，小石頭是用來燒灰修窯洞的。時任村支書的陳永貴給這種工作方式取了一個名字：“路不空行”。在牛桂蘭的記憶中，最困難的是冬天。“大雪天還穿著大口布鞋，鞋的后跟早磨沒了，襪子的后跟也破了洞。腳后跟裂開了口子，一路走，一路流著血……說起來可想哭呢。”
讓牛桂蘭最高興的是比賽，比干活、比槍法。“大家都爭先恐后地干，誰也不想落后。”尤其是秋天收玉米的時候，為了記錄總產量，每一擔玉米都要過秤，這也給了鐵姑娘們一個競爭的機會。“你這次比我多挑5斤，下一回我就要比你多10斤，直到擔子裡面堆不下。”別人休息的時候，作為基干民兵的牛桂蘭還要練槍法，臥式、瞄准……佔用了休息的時間，她一點都不覺得累，反而很興奮。“武裝部給發槍，38式、半自動、小口槍都耍過，我還參加了晉中地區的比賽，拿過獎呢。”說到這裡，牛桂蘭昂起頭，一臉驕傲。
兩年后，在陳永貴的介紹下，牛桂蘭嫁了人。“我公公隻有他一個兒子，我覺得他有點嬌氣，干活不行，怕攀附不起。”起初還有點不願意。“那時候封建迷信可重呢，我生了三個兒子后都不敢叫他名字，和他說話的時候就是一聲‘唉’，他也一樣。”嫁了人生了孩子后，牛桂蘭漸漸脫離了鐵姑娘隊，土地承包給個人后，大家開始各干各的。
不過，牛桂蘭從沒有離開過勞動，一直種著自己的六七畝地。五年前，她將地分給了孩子們，自己隻留了5分地。但是，看到孩子們播種的時候都不懂分壟，她就急了，一有空就去孩子們的地裡幫忙。“養成習慣了，閑不下來。”
賈翠花
她鄭重地說，自己從沒后悔過加入鐵姑娘隊，“即使是現在，當年艱苦奮斗的精神，一心為集體、為大家的精神，還是應該提倡的”。
小時候愛躺著看雲，太餓了沒力耍現在生活好了，今年還想栽果樹哩
賈翠花住在大寨村唯一的一棟公寓樓裡，160多平方米的房子裝修得很是精致，20多盆各類花卉點綴在客廳、廚房、臥室、陽台上，讓家裡多了幾分春意。
說話時，賈翠花總是帶著淡淡的笑容。即使一直笑著，額頭上也隻能看見細細的皺紋，完全看不出她已經是個67歲的老人。
其實，賈翠花受過的苦不比其他的鐵姑娘們少，甚至更多一些。
她的父母有10個孩子，分發下來的糧食根本不夠一家人吃。賈翠花回憶說，自己八九歲的時候最愛玩的游戲是看雲彩。“躺在房前的木板上，那時候天可藍呢，雲彩可白呢，這個像貓，那個像羊……”“太餓了，沒精神和別的孩子耍”。
沒念過書的賈翠花，13歲就開始下地。大寨遭遇那次天災的時候，賈翠花已經是個合格的勞動力。“每天都一樣，從天沒亮干到天全黑了。”
剛滿18歲，父母就忙著給她找婆家。那時候還發生了一件趣事，另一個鐵姑娘給賈翠花介紹了一個小伙子，可介紹來介紹去，她卻給自己介紹下了。“都是姐妹咱也不計較，我和她說，你找了就找了吧。”
后來，在時任村支部副書記賈進財的介紹下，賈翠花嫁給了村裡的一個小伙子。“一開始心裡也不大痛快，后來兩個人還合得來，跟著他也沒受罪也沒受氣。”提到丈夫，賈翠花的笑容更濃了。
2011年，在村裡的補貼下，她花了55000元買下了這套樓房，把自己親手蓋好的窯洞租給了來大寨經商的外鄉人。去年，村裡要蓋樓房、修馬路，把她家的地都佔了，她准備去種果樹。“郭書記（郭鳳蓮）說今年要栽果樹，我想跟著去。”賈翠花說，自己家一年的收入足夠生活了，可她還是閑不住。“好好勞動就是好。”
記者告別時，她鄭重地說，自己從沒后悔過加入鐵姑娘戰斗隊，“即使是現在，當年艱苦奮斗的精神，一心為集體、為大家的精神，還是應該提倡的”。
趙淑榮
土地開始承包后，趙淑雲家分到了6畝地，她卻始終懷念著當初的生活。“以前那段時期對我們來說挺好的，壞事變成好事，鍛煉了我們，也沒有煩惱。不管外面的人是夸我們也好，罵我們也好，我都沒有思想顧慮，一直是肯干苦干加強干。”
當年凌晨挑糞，撒了一道梁天才亮這幾年腿疼，隻能在家裡看孫子了
趙淑榮與賈翠花同歲，也住在同一棟樓、同一個單元，趙淑榮在五樓，賈翠花在一樓。兩個老姐妹卻有一段日子沒見面了，因為各顧各的家，也因為趙淑榮的腿有毛病。
一見到趙淑榮，就能看出她的腿有問題——站著的時候，她總是習慣性地叉開腿，形成一個大大的“八”字。記者問她是不是因為年輕時勞累落下的毛病，她像受驚了一樣忙不迭地搖頭：“不是！不是！我沒去醫院檢查過，就是常年疼。”聊了會兒天，記者逐漸明白了趙淑榮“受驚”的原因：那段時期在她心中是最珍貴的回憶，她不想給“鐵姑娘”的日子留下一點瑕疵。
趙淑榮家電視牆的格子上擺著一件珍貴的紀念品，那是2003年拍攝紀錄片《陳永貴》時劇組送給她的一個金屬盤子，盤子中央印著毛澤東主席接見陳永貴和郭鳳蓮時的照片。手裡捧著這個盤子，趙淑榮給記者講起了當年的故事。“1963年大寨遭災，我們白天治坡、治田，晚上救人、救家，忙起來一天就睡三四個小時。休息的時候就唱歌，很樂觀，一點都不覺得累。”趙淑榮說，最緊張的是挑糞的時候，凌晨兩三點就起來挑糞，“撒了一道梁，天才亮”。到了嫁人的年紀，趙淑榮看上了外村的一個小伙子。“他是大寨鄉蒙山村的人。蒙山村離我們村有20裡地。”趙淑榮說，陳永貴得到信后，就去給他做工作，讓他來大寨村落戶，他答應了。
土地開始承包后，趙淑榮家分到了6畝地，她卻始終懷念著當初的生活。“以前那段時期對我們來說挺好的，壞事變成好事，鍛煉了我們，也沒有煩惱。不管外面的人是夸我們也好，罵我們也好，我都沒有思想顧慮，一直是肯干苦干加強干。”
經歷過那個年代，讓趙淑榮看不慣現在的一些年輕人：“他們比我們差多了，都隻顧著吃好、玩好、穿好、打扮好。”她曾一遍遍地給兒孫們講當年的故事，可卻發現孩子們越來越不愛聽：“現在不給他們講了，現在的年輕人跟以前不一樣了。”
五年前，因為腿疼，趙淑榮不能下地干活了，就在家裡照看兩個孫子，甚至很少走出家門。現在，對她來說最幸福的事，是在當地的電視節目中看到有關大寨鐵姑娘的節目。“電視裡演《大寨鐵姑娘》，這個歌當時我們也唱過，現在不會唱了。”趙淑榮說，每次看到年輕的女孩子們唱這首歌，她都很激動。
賈秀蘭
如今的賈秀蘭常年為失眠發愁，而當時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自己特別想睡覺，但是日復一日的高強度勞動讓她沒有充分的睡眠。
那時晚上總開會累得打瞌睡現在常年為失眠發愁
賈秀蘭離開大寨村已經有30多年，1980年，她作為軍屬，隨丈夫來到了河南洛陽市安家。
提起鐵姑娘的事，她可一點沒忘。當時加入鐵姑娘戰斗隊時，她是年齡最小的一個。“和別的孩子不一樣的是，賈秀蘭的父親是賈進財，大寨村第一任黨支部書記，母親宋立英是大寨村第一任婦女主任。“大人們得領頭干，那會兒我還小，正趕上農村六年制的高小，課都停了，家也毀了，沒辦法不干活”。如今的賈秀蘭常年為失眠發愁，而當時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自己特別想睡覺，但是日復一日的高強度勞動讓她沒有充分的睡眠。
當時體重僅70多斤的她，穿著一雙單鞋，大多數時候，一天能休息一兩個小時就算是很不錯了。“
在賈秀蘭的印象中，鐵姑娘戰斗隊這樣的勞動持續了三四年，后來，鐵姑娘隊成了一支比較活躍的隊伍，見外賓，表演節目，唱革命歌曲，“當時是苦，可是也覺得可幸福了。”唯一讓她為難的就是政治生活會，“黨員開會都是晚上開，會開得時間挺長，當時我體力不好，有時候晚上打瞌睡，大家會非常嚴厲地批評我”。
賈秀蘭也是最早離開鐵姑娘隊的隊員，1971年，賈秀蘭到了大寨醫院上班，脫離了鐵姑娘隊的農田勞動，兩年后，她與一位軍人結為夫妻，隨后離開了大寨。
採寫 本報記者 張立宇 劉斌 攝影 本報記者 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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