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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海鷗畫
公立醫院專家向基層、民營醫療機構流動，不僅帶去精湛醫術，還緩解了人才壓力。但我省開展試點工作3年來，簽約醫生屈指可數——醫生多點執業為何叫好不叫座
醫生多點執業可以這樣理解：比如我們的家不在省城，省城大醫院的醫生在每周滿足了他所在醫院出診、治病、手術的情況下，到我們家鄉的一所醫院看一天的病，病人就不用大老遠地跑省城來找他。這件事對患者有好處，對醫生似乎也沒壞處。可是，這樣的好事看上去很美，現實中不一定美。
簽約醫生屈指可數
我省自開展試點工作3年來，簽約多點執業的醫生屈指可數。如此小的“動靜”，遠難達到推動優質醫療資源向基層、民營醫療機構流動的目的。顯然，多點執業沒有受到醫生的青睞 。“現在，我還沒有申請多點執業，看看情況再說。”省城某三甲醫院的一位資深牙醫，近年來利用休息時間，定期去一家合資診所私做牙齒正畸。“在那行醫不涉及人事制度，不像眼下的規定那麼令人顧慮。”他說。
太原市建設路上的一家民營醫院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院方表示，公立醫院的專家到民營醫院執業，不僅可帶去精湛的醫術，還緩解了民營醫院的人才壓力，專家的到來，肯定會吸引一部分患者，從而增加了醫院的經濟效益﹔就醫生個人而言，也能增加收入，是一舉兩得的好方法。“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院還沒有多點執業的醫生。”
據了解，為保証醫生在其第一注冊地點的醫療效果，我省規定醫生申請多點執業前，要先取得現供職醫院的同意，並在書面協議中明確醫院、醫生雙方的權責。是否申辦多點執業？多數醫生在觀望醫院的“表情”。
“不積極、不踴躍！”省衛生計生委相關處室負責人說起醫生申請多點執業總體狀況時，一臉無奈。在有政策力推下的醫生多點執業，仍未見起色。當記者在省內各大三甲醫院了解情況時，結果相似：“無明顯進展”“還在探索中”。
醫生為何顧慮重重
“推行醫生多點執業對民營醫院來說，是件好事情，但目前的相關規定讓醫生們顧慮重重。”一家民營牙科診所負責人對記者說，“又要經本院醫務處批准，又要去衛生局備案，誰還去申辦？我這兒的兼職醫生多是知名醫院的專家，他們外出行醫都不願意讓原單位知道。”
記者採訪中發現，對於醫生多點執業話題，各大醫院多數採取回避態度。“醫院不會發自內心地支持醫生多點執業。”一位私下在院外兼職的醫生對記者說，現行的體制安排，是將醫生與醫院捆綁在一起。據介紹，目前我國醫學人才的培養主要依靠用人單位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以單位為基礎實施的，教學、科研資源主要集中在大型公立醫院。醫生在學術圈中的地位與所在醫院的影響力密切相關。醫生的成長離不開醫院的平台，醫院的核心競爭力也來自優質的人力資源。因此，多年來醫院一直把醫生視為自己的資產，醫生多點執業如果全面鋪開，醫院將面臨核心競爭力分流的風險。
從醫生角度來看，我省知名神經外科專家王樹莢分析，以我省推行的“多點執業”細則看，傾向於大醫院醫生下沉到基層，這種設計的確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試想，假如一名高級專家在醫院每天門診看20個病人，那麼同時再注冊一家社區醫院后的情況又如何呢？醫生在社區每天看病人的數量也許並沒有得到明顯增加，卻因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另一個要求——把常見病、慢性病留在社區，於是找專家看的病大多是感冒、發燒或者是慢性病開藥，這勢必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再比如，這名專家在大醫院手術做得很漂亮，但在基層卻可能找不到完成高難度手術所需的設備，即便借到了設備，也有可能因為和素不相識的助手之間缺乏默契而使手術的效果大打折扣。
“開放醫生多點執業看上去是給了醫生更多的自由，但從醫院角度來講，醫院為培養一位高水平醫生付出了大量經費和時間，為醫生創造科研、教學和晉升條件。自己醫院的醫生外出執業肯定會分散在本院的工作精力。本院的醫療質量如何保障？一旦在外出執業過程中出現了醫療事故，誰負責？是否最后還得讓‘娘家’幫著買單？”一位不願具名的院長也道出了他的苦衷。
醫學發展到今天，原來看似專家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一對一服務模式，已經轉變為一個團隊對某個個人的支撐。離開了業已建立的輔助檢查、手術配合團隊，任何一個環節的紕漏和不力都可能影響執業安全和質量，這也是醫生到陌生環境執業的顧慮所在。其次，專家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分配給不同機構的執業活動時，無法確保緊跟學術前沿，不免產生彷徨。
要改革人事制度，還要建立保障體系
一項惠民的政策為何這麼難以推廣？採訪中，有百姓認為，多點執業，不僅僅可以盤活醫療資源，還有利於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的競爭，這種競爭對醫改非常有好處。再者，可以引導醫生回歸“本性”，醫生首先是一位醫生，其次才是某個醫療機構的成員，這種觀念上的改變，雖然有些理想化，短時間內也很難接受，但不妨先通過多點執業試一試。
目前，醫生多點執業一直以來都處於“執業自由渴望”與“身份剝離困難”的矛盾狀態中。盡管醫生多點執業必定是醫療制度的改革、發展方向之一，但由於長期綁縛在醫生身上的“單位人”繩索，使得這種蛻變始終難以破繭。去年，北京協和醫院急診室醫師於鶯宣布辭職，在微博上引發了有關醫生自由執業的大討論。在她之前，上海著名的“微笑醫生”張強辭去血管外科主任職務。這種優質醫療人才主動與母體切割的行為頗具示范作用，除了是對現有醫療人事、管理制度的宣戰外，民營醫院也因此獲得了優質人力資源，提升了影響力。
某三甲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師丁新民認為，不是每個醫生都有他們這樣的資本和勇氣，畢竟整個體制對自由執業權的束縛仍然很多。比如，教學、科研資源集中在公立醫院，比如評職稱、養老金等問題。更關鍵的是，能否獲得這些資源，不是取決於你是否是技術尖子，而是在於你是不是一個“公家人”。這些疑慮意味著要有效建立“自由執業”狀態下單位與個體間的權責機制。他說：“目前約90%的國家均實行醫生‘自由執業’，可供借鑒的經驗並不少。在德、英、美等國，專門針對醫生自由執業的‘制度跟蹤’措施頗為具體有效，譬如，醫生如出現醫療事故，其后果由雇佣方醫院和醫生共同承擔﹔醫院一般都給醫生辦了崗位責任險，發生醫療事故，由保險公司賠付。”
補齊短板，必須從制度上解放更多醫師，不管是成為自由執業者，還是身為“公家人”的多點執業，總之要讓醫療資源流動起來。這就要呼喚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進行，或是在現有人員管理上有所創新，並能制約這一過程中產生的弊端，建立一套醫療事故保險體系，加以約束和規范。
本報記者 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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