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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花正在給學生上課。
在原平市中陽鄉南神頭村的大山深處，坐落著一所不起眼的學校，在這裡，有一位鄉村教師劉國花。她用自己的堅持，在鄉村極其艱苦的環境下，十幾年如一日無怨無悔堅守三尺講台。經她培養出的山裡娃一個個步入象牙塔，而她也譜寫出了一曲鄉村教師生命不息、育苗不止的贊歌。
從四五十人到兩人，村小學今年學生最少
劉國花所在的原平市中陽鄉南神頭村位於大山深處，上山的路蜿蜒曲折，一條勉強容納一輛車通過的水泥路，讓村民進城變得不再遙不可及。進入村中，鱗次櫛比的房屋依山而建，三五成群的老人倚在屋檐下嘮嗑。記者的突然出現，頓時打破了小山村的寧靜。在一位熱心大爺的指引下，記者找到了南神頭村小學。
11月中旬，山裡已變得寒意十足。一陣風吹過，落在道路兩旁的楊樹葉嘩嘩作響，但是在南神頭村小學的一間教室內，卻彌漫著陣陣暖意。學校並不大，隻有一排重新翻修過的屋子，屋前的兩棵棗樹上零星地挂著幾顆干癟的棗子。一間教室，黑板、講台、爐子、一排桌椅，一間教師辦公室，一間雜物間——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從十多年前的四五十人到如今的兩人，已經有14年教齡的劉國花始終堅守著這個“麻雀”小學，隻為了村裡的孩子們不跑遠路去別處上學。
與許許多多的鄉村學校一樣，這裡的班級是復式班，一個教室兩個年級——幼兒班與二年級。十多年來，先后有120多個孩子從這裡邁出了求知的第一步，但是劉國花卻始終沒有離開過這裡的三尺講台。
今年34歲的劉國花，既是南神頭村小學的負責人，也是唯一的代課教師。現如今，南神頭村常住人口隻有200人左右，年輕人大多出去打工，剩下的多是些老弱婦孺。近些年，有些外出打工的父母把孩子帶在身邊去讀書，也有些在城裡租房子陪孩子讀書，留下的適齡兒童就都在南神頭村小學入學。到了三年級，孩子們便轉入山下的上封村學校。今年9月開學時，學校隻收了兩個學生，一個上幼兒班，另一個上二年級。
“1像鉛筆能寫字，2像鴨子水中游……”教室裡，劉老師正在給幼兒班的李宇星上課，二年級的李海霞則趴在桌子上復習功課。教復式班是一件繁瑣的事，二年級的學生先預習，幼兒班的學生上課﹔待幼兒班的教學任務完成后，學生開始復習、寫作業，劉國花再給二年級的學生上課。
劉國花是土生土長的南神頭村人，住在離學校不足兩百米的地方。由於是冬天，她到校的時間總比學生們早半小時，因為她要在學生進教室前，把爐灰掏掉，點燃爐子﹔下午等學生們放學了，她再把爐子熄滅。
劉國花在這裡堅守了14年，今年，是學生最少的一年。“2008年時，這裡還有24個孩子，現在隻剩下了兩個。雖然娃不多，但是我還是按照教學進度給他們上課。”劉國花告訴記者，“由於村裡窮，以前學生上學都在村裡，全村30歲以下的村民都是我的學生，如今，他們的孩子也是我教。”
劉國花幾乎足不出村，但在當地隻要一提到南神頭村的劉老師，周圍幾個村子無人不知。
從100元到零工資，毅然放棄從醫夢想
1999年，劉國花高中畢業。母親是村裡的醫生，從小受其影響，劉國花的夢想是當一名白衣天使，所以，她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衛校。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村裡的老支書劉長春找到她和村裡其他幾名剛剛畢業的女孩：“學校的邢老師快要臨產了，你們誰能替她代課？”貧窮的山村，人才和錢財同樣匱乏，村裡能夠給出的工資隻有每月100元。
年紀尚小的劉國花對賺錢還沒有太多的意識，看著老支書的著急與無奈，便自告奉勇地說出“我能”倆字。於是，她又重新回到母校，一接手便是代四、五年級的英語，一年級包班，另外還“捎帶”幼兒班。
學校當時共有四位老師四五十名學生。學生多，課程多，劉國花從早到晚都泡在課堂上。轉眼到了年底，統考過后，她所代的學生成績都還不錯。這時，校長找到了她，希望她能留下來繼續代課。
看到離衛校開學還有段時間，劉國花心想，反正閑著也是閑著，自己又很喜歡孩子，於是，她選擇繼續留下代課。而這一留，便是3年。
2003年，村裡困難到了連老師的百元工資都無法兌現的地步，更加不幸的是，老支書又因病去逝。村裡的爛攤子一時無人接手。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在隨后組織的一次村民大會上，劉國花的父親劉金良毅然決然地挑起了村支書、村主任的重擔。“南神頭村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土地貧瘠，老百姓生活貧困，父親看在眼裡急在心上。父親給出村民的承諾是修路、打井、辦學、蓋養老院。”劉國花說，“那一年，原平教育系統調整中小學布局，南神頭村小學屬撤並的對象，聯校派來的教師都撤走了，四五年級因為缺少師資的問題也被撤走了，七八歲的孩子要到六七裡遠的地方上學，家長們一個個憂心忡忡。”
劉金良給出村民的答復是：“隻要有我在，村裡就不會沒了學校。”村民們聽到這樣的承諾放下心來，但是，聯校不派教師，外面有文化的年輕人又不願來山裡。誰來教孩子們知識呢？劉金良就讓女兒劉國花繼續擔任村裡的義務教師，不掙一分錢。自此，劉國花上衛校的夢想徹底泡湯了。而感恩的村民自發地為她集資2000元作為一年的工資。
2004年9月，南神頭村小學即將退休的程全生老師突發腦溢血不幸去世，這下，學校就隻剩下校長李建勇和劉國花兩位教師。2008年5月，李建勇被查出胰腺癌，從此學校的大小事務全都壓在了劉國花肩上。2009年3月，李建勇終究沒能扛過病魔的侵擾，永遠地離開了工作了30多年的講台。在校長的追悼會上，劉國花說：“我要像他一樣兢兢業業地把工作繼續下去，讓他走得安心。”
從受委屈到被關注，14載培養十余名大學生
李建勇校長走了，但是學校不能沒人管。給孩子們上課、打掃衛生、帶隊去別的學校參加考試……這些無一例外地落在了劉國花肩上，她像老校長一樣管理起了這所鄉村小學和一波又一波的孩子們。
也就在那一年，聯校開始發給劉國花每月300元的代教費。錢雖然掙得不多，但當她一次次看到孩子們優異的統考成績時，心裡是樂開了花。“淚水和汗水沒有白流，娃娃們都很爭氣，這是我最大的欣慰。”劉國花說，“我這輩子沒大出息，就盼著孩子們個個能有出息，他們有出息了，我也就出息了。”
由於南神頭村小學在各科成績、衛生環境等方面的優異表現，2010年聯校全體教師表彰大會上，聯校宋校長對南神頭村小學進行了表彰。“由於一直沒有正式編制，所以那次表彰我並沒有得到與其他獲獎教師一樣的獎金和獎狀。這件事讓我感到非常失落，走出會場時我忍不住哭了起來。”劉國花話語哽咽。
從聯校回來，倍感委屈的劉國花發誓一定要進入教師編制。她四處打聽，恰巧太原幼兒師范學校招收應往屆畢業生，年齡也從往年的25歲以下放寬到35歲以下，她下決心自費在職就讀。
父親聽說女兒又要去上學的事，勸她：“你已經30出頭了，又沒有什麼積蓄，算了吧。”劉國花心想，是啊，這十幾年的工資加起來恐怕都不夠學費。這時，劉國花的丈夫堅決支持妻子去深造。“報名、體檢、學費，總共花了15000元，但是我感覺很值。”劉國花說道。
2011年，新上任的聯校校長溫卿華給予自尊心受挫的劉國花安慰。在他上任的第一次聯校大會上，他重點關注了劉國花在工作上的困難。會后還詢問她村子離聯校這麼遠，她每次怎麼參會。當得知丈夫送她來時，溫校長執意要見一見她的丈夫。這一幕，讓劉國花始終難以忘懷。
十幾年來，離聯校最遠的她卻沒有一次遲到，周六周日她又會把開會落下的課給孩子們補起來。到了寒冬臘月，學校煙筒滿了、爐灰太多、炭塊太大的問題，都離不開家人的幫助。溫校長得知她的困難后，立刻給她漲了一倍的工資——每月600元，並正式任命劉國花為南神頭村小學校長。
“其實，工作這麼多年，我最害怕的就是別人問起我的工資。即使現在掙到了600元，我還是礙於面子不願意說。親戚、朋友都有不錯的工作與收入，他們一直給我打退堂鼓，還為我介紹更好的工作。但是，認准的事，我是不會改變的，責任心早已迫使我哪怕是零工資也要堅守到底。”劉國花說，十幾年來，她培養出了十二三個大學生，“看孩子們一個個上了大學有了出息，那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從抑郁到陽光，“孤苦伶仃”背后的堅守與擔憂
2012年7月，從太原幼兒師范學校畢業的劉國花正好迎來幼師入編考試。按照規定，尚未拿到教師資格証和畢業証的考生是不允許報名參加考試的。父親為此事很是著急，便找到招考中心李主任講述了女兒堅守鄉村小學的事跡，李主任聽后破例讓她參加了考試。
劉國花非常珍惜這次來之不易的機會，但是歲月不饒人，又由於基礎差，她的分數離分數線差了13分。大家都勸她再等機會吧，但是她心裡非常清楚，這樣的機會對年過三十的她來說，已經不多了。
艱苦的條件，清貧的生活，超負荷的工作，使劉國花的身體亮起了紅燈，她患上了抑郁症。嚴重的失眠影響了她白天的正常工作，甚至使她產生了自殺的念頭。不得已，劉國花去了醫院。醫生說抑郁症是一種富貴病，每月得300元至500元的藥物治療費。聽完醫生的話，劉國花默默地退了出來，因為她沒錢買藥。回到學校的她，還是日復一日地堅持上課。在家人的關心、學生的陪伴下，如今的她已漸漸走出了抑郁症的侵擾，逐漸找回了自信、陽光的自己。
隨著陸續考上大學的孩子們越來越多，劉國花也越來越有成就感，不再為自己的理想抱負無法實現而懊悔。隻要說起她的學生，她便神採飛揚，精神煥發。
劉國花拿著學生寄來的賀卡和照片告訴記者，去年，村裡參加中考的8個孩子，被范亭中學特優班招了三名，原平一中特優班招了一名，李飛龍以高分考取了忻州一中，張嬌也被太原幼兒師范學校大專班錄取﹔近三年，陸續有學生考取了北京科技大學、太原理工大學、湖南師范大學、太原師范學院、晉中學院﹔劉佔其被西安航空大學錄取，成為村裡考入軍校的第一人……他們都是小山村的驕傲。賀卡上孩子們發自肺腑的心裡話，成為劉國花收到的最珍貴的禮物。
劉國花說，近幾年，村裡去城裡務工的人員越來越多，很多老人都成為空巢老人，許多老人連手機已欠費都不知道，村裡越來越離不開年輕人。“這些對我們來說是舉手之勞的事情，但對於老人就顯得異常困難。”
如今，整個學校隻有孤苦伶仃的“娘仨”，記者不由地問劉國花：“每天孤獨寂寞地呆在這裡后悔不？”“從來沒有后悔過是假話，但是看到學生，我什麼煩惱都沒有了。如果有一天，我這個代課老師要下崗的話，我還要讓我的閨女延續我的教育事業。”
看著重新翻修過的校舍，教室裡卻隻有劉國花和兩個孩子，記者能感受到劉國花的堅持，但也更明白她內心的辛酸以及對未來的擔憂：鄉村教育的前路在哪裡？那些需要接受教育的留守學齡兒童又該何去何從？
本報記者郭鵬/文 通訊員劉琛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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