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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18日，郭喜翠手捧侯巧蓮(同為“慰安婦”)的遺像離開日本東京高等法院的法庭。當天，法院駁回了她們的訴訟請求。
（資料圖片）
年輕時的郭喜翠（資料圖片)
她是我省盂縣西潘鄉高庄村人 曾赴日參加中國“慰安婦”訴訟
頭七到了，郭喜翠的尸身被放置在一個紅棺材內。200多個親朋參加了送別儀式，按照山西盂縣傳統的殯葬習俗，臨近中午時，家人將她抬到村邊一個叫大河沿的地方，掩埋。沒有墓碑。此后經過這裡的路人，將不會知曉地下埋葬著的是一個曾被日軍欺凌過的中國 “慰安婦”。
郭喜翠，1927年農歷二月初九生於山西省盂縣西潘鄉高庄村，16周歲時被日軍抓去，先后三次在盂縣進圭據點充當“慰安婦”。1996年2月22日，郭喜翠等人在日本律師和中國民間人士的幫助下，赴日起訴，要求日本政府公開謝罪，同時賠償經濟損失12萬美元。日本法院並未支持她們的訴訟請求。2013年7月23日，郭喜翠在盂縣西煙鎮家中病逝，享年86周歲。
雖然有著龐大的基數，但在中國願意公開身份的“慰安婦”並不多，郭喜翠逝去，意味著這個日漸凋零的群體更形稀缺。據盂縣長期研究並幫助“慰安婦”赴日訴訟的小學教師張雙兵介紹，他在盂縣及附近的陽曲、武鄉、沁縣等地接觸到的慰安婦共有100余人，如今余下不及20人。她們是日軍侵華暴行的鮮活人証，也見証了討還歷史公道之難。
對郭喜翠而言，公開曾為日軍“慰安婦”的身份本身需要勇氣，東京敗訴一度給她打擊。張雙兵對南都記者說，她晚年曾有些后悔，畢竟這一行動打破了生活的平靜。
郭喜翠的長子周貴英也對來訪記者不表歡迎。“讓她安息就對了，別再打擾她。”
郭喜翠
1927年農歷二月初九生於山西省盂縣西潘鄉高庄村。
16周歲時被日軍抓去，先后三次在盂縣進圭據點充當“慰安婦”。
1996年，成為赴日起訴的中國“慰安婦”一員。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中國“慰安婦”訴訟請求。
2013年7月23日，郭喜翠在盂縣西煙鎮家中病逝，享年86周歲。
“治安村”裡不能幸免
在病逝前一個月，郭喜翠心臟供血不足的老毛病犯了兩三次。每次，家人都很快給她吃上速效救心丸，大約一個小時后，她的狀態會逐漸舒緩。兩三年前，她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就從西安的小兒子那裡搬回老家，住於長子周貴英處。
7月23日中午，她吃得不多，飯后啃了一塊西瓜，就回臥室休息了。大概下午3點鐘的時候，周貴英回到家裡，聽女兒說郭喜翠在房間裡吐了一地。他沒有太當回事，進屋一看，發現母親已經呈現病危狀態，不斷大口呼氣。“我趕快給穿上衣服，從鎮上叫來醫生輸液。看著她馬上咽氣了，沒有輸完液，我就給拔了。”周貴英說，他隨后給母親換上鞋，系緊腰帶，而母親吃力喘了三兩口氣就過世了。
周貴英希望，母親的去世，也能將加諸他家庭的“慰安婦”記憶帶走。
郭喜翠生於盂縣西潘鄉高庄村，在姐姐嫁到附近的宋庄村后，她也跟著住在了那裡。據郭喜翠生前回憶，宋庄村是日偽的“治安村”，村民可以自由走動，安穩到田地種庄稼，晚上也可以安生睡覺，不必為躲避日本兵而四處藏身。除了特殊情況，譬如抓共產黨抗日干部、按比例給日軍出錢、攤派糧食柴草、向進圭據點送軍人等所謂“軍務”以外，日軍一般不驚動村子裡的人。
據盂縣長期研究並幫助“慰安婦”赴日訴訟的小學教師張雙兵介紹，日軍在1941年9月5日佔領盂縣進圭村，隨后把村子分成東西兩部分，將東邊百姓趕走，辟為戰略駐地，並修建了進圭據點，據點內有所謂的“慰安所”。與在上海、武漢等大城市不同，日兵對這裡被抓來的“慰安婦”，不用或很少使用安全套。
郭喜翠所在的宋家庄距離進圭村隻有六七裡的路程，是進圭據點南部第一個鄰村。這個治安村原本相對安全，但郭喜翠的姐夫韓存金是中共地下黨員，在1943年前后，因村民間相互猜疑，導致日軍干涉，引發了一起七八條人命的大案，韓存金也受到牽連。
一天晚上，日本兵翻進了他家的院牆，用石頭和槍托砸開了房門，將韓存金五花大綁。郭喜翠和姐姐，也被作為人質帶去了進圭據點。
她的噩夢開始了。
三進“慰安所”
張雙兵18歲從西潘鄉羊泉村去鄰村高庄當小學教師的時候，就認識了郭喜翠。那是1972年，郭喜翠45周歲，是個有時瘋瘋癲癲的女人。“她犯病的時候神志不清，但好的時候更多，好的時候神志清楚。”張雙兵回憶，當時郭喜翠雖然身體不好，但還能操持家務，她的三兒子和二女兒都在學校讀書，自己還當過他們半年班主任。
但當時，張雙兵並不知道郭喜翠有過被迫當“慰安婦”的慘痛經歷。“村裡上了年紀的人，一般都知道，但一般不說，對她更多是同情和憐憫。高庄村一共有三個婦女被抓為‘慰安婦’。”張雙兵說，他所在的羊泉村也有“慰安婦”，很小的時候他就聽長輩講起，稱她們是“被抓進炮樓裡的女人”。
郭喜翠上世紀80年代初已經搬到了盂縣西煙鎮。在張雙兵研究“慰安婦”很多年之后，才又與她有過接觸。1992年11月，張雙兵與花岡受難者聯誼會的王洪女士在盂縣西煙鎮碰到郭喜翠的大女兒，她主動提及自己母親也是受害者。當時中國“慰安婦”要赴日訴訟的新聞已經眾人皆知，她表示自己的母親也要參與。
幾天后，張雙兵專門去西煙鎮找郭喜翠進行調查，但遭到阻擋。“她二女兒不高興，兒子也不太高興。”原因是，不想讓當地人知曉此事，孩子們都長大了，丟不起這個人。
西煙鎮距離郭喜翠生身與被抓的西潘鄉，還有幾十裡的路程，這裡幾乎沒有人知道郭喜翠的那段歷史。“當時家裡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覺得她年紀大，不會有結果，不想讓她出頭。”郭喜翠長子周貴英對南都記者說。
按照郭喜翠的口述，1943年被抓去進圭據點后，幾個偽軍將她帶到一個叫木板的日軍小隊長房間內，她遭到了強暴。此后，白天她被送回關押姐夫的地方，晚上則被帶去蹂躪。偽軍謊稱這樣可以保住她姐夫的性命。郭喜翠也曾為此央求木板小隊長。
后來因為病重，她得以回家住了一段時間。很快又被日兵帶到進圭據點。如此反復，前后共三次。她的姐夫已被日軍殺害，漸漸地，欺凌她的已不止是木板小隊長一人，還有其他好多日本兵。“這時，我又病倒了，頭腦裡不清楚，說不清楚話。木板小隊長看我也沒什麼用處了，就順水推舟，要了家裡幾十塊銀元，讓家裡人用毛驢把我馱回去。回到家裡，我就怕得睡不著覺，白天也很害怕。最后發病更加厲害，不省人事，到處亂跑，有時候連吃飯都不知道。這樣長達好幾個月，在姐姐和其他親人的護理下，到處問醫買藥，經過半年多的治療，才有好轉。但是在我的一生中，這種病時好時壞，經常復發。”
大概正是因為這段經歷，郭喜翠成為農村中的晚嫁者。她25歲結婚，育有三男二女，丈夫早在十多年前去世。
恨與痛未曾紓解
1992年張雙兵在調查郭喜翠經歷時被其二女兒阻止，此事隨后就一直懸置，讓他心感遺憾。又過了三年，張雙兵去河北石家庄市參加一個國際論証會，遇見王洪。王洪說，在1992年盂縣西煙鎮會面后，郭喜翠就把她的相關材料寄到了她那裡。王洪希望張雙兵繼續關注此事。
最終郭喜翠參加了訴訟團，成為1996年第二批赴日的中國“慰安婦”一員。因為和郭喜翠早已熟識，所以訪問非常順利。“她一開始就願意聊，沒有顧忌，對訴訟非常積極。”張雙兵說，郭喜翠性格平和、待人善良，曾多次赴日作証，但在公眾場合接受採訪的次數不多。受日本律師后援會情緒的影響，郭喜翠一度認為她們會勝訴，待到判決結果出爐后，她感到非常悲傷。
2007年4月27日下午，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國“慰安婦”訴訟案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中國“慰安婦”訴訟請求。“她心裡還是希望訴訟案能有個圓滿結果，對敗訴並不甘心。”郭喜翠長子周貴英說。
張雙兵說，此前曾有不少不願公開身份的“慰安婦”，看到赴日訴訟熱火朝天，曾后悔沒有參與。但在官司從東京地方法院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一天天看不到希望時，那些公開身份的“慰安婦”，也對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表示過懷疑。郭喜翠就是其中之一。
家住盂縣西煙鎮北村的李秀梅，則是另一種態度。她並不后悔自己站出來討要歷史公道。“為什麼他們（日本）錯了卻不承認呢？”85歲的李秀梅對南都記者說，如果時間重來，她還是會選擇訴訟。不過，她顯然不願談論自己的歷史傷疤，問及她被抓為“慰安婦”的經歷，她回答說，“年紀大，記不得了”。
2007年的判決之后，一切歸於寂靜。這些老人從公共視線后退，終於成為漸被遺忘的群體。這些年，很多人相繼病逝，很少再引發媒體關注。郭喜翠離世，日本共同社率先刊發消息。在南都記者前往李秀梅家之前，也有日本、韓國記者搶先去訪問過。
她們都不再願提及過往。盂縣另一“慰安婦”陳林桃的后人，聽到記者想要採訪，兩次挂斷電話，而后不再接聽。這些身心布滿傷痕的中國女人，終將帶著一生未曾紓解的恨與痛告別這個世界。
（本文參考張雙兵 《炮樓裡的女人——山西日軍性奴隸調查實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郭喜翠生前最詳細的口述，即見於該書。本文關於郭喜翠“慰安婦”經歷的描述，多依據該書。）
本版稿件據《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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