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之：上古史記載的是文化而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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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繼“上古中國時代”三部曲之后，歷史學者李琳之關於史前中國總結性大著《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近日由研究出版社出版。
　　《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是李琳之撰寫的“上古中國時代”三部曲，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而此次出版的新作《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是對前三本書所構建的中國上古史體系的一個延伸、總結和升華——實際上是對華夏民族、華夏國家怎樣濫觴、怎樣形成這一終極問題做出的一個終極回答。
　　李琳之，山西襄汾人，我省知名歷史學者、作家，著有《中華祖脈》《祖先，祖先》《山西筆記》等十余部著作，長年深耕歷史領域，從考古發現出發，援引史籍，創作古史研究作品。
　　長期以來，我們被這樣的問題所困擾：為什麼被華夏正統視為文化落后的“戎狄蠻夷”都自認為是“三皇五帝”的后裔？為什麼幾千年以來，“戎狄蠻夷”像飛蛾扑火似的要不斷地逐鹿中原？李琳之從考古學方面觀察發現，自裴李崗文化至西周時期，中原族群的融合變遷可以明顯地分成分流與匯聚兩個階段，“華夏”族群經過了從傳說時代到夏、商、西周——總計6000年的民族融合演變史。在《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中，李琳之第一次把中華民族是怎樣形成的作為重大歷史問題提出，並且完滿地回答了這一問題。全書以考古成果為核心資料構建上古史體系，開拓了中國古史研究的新方法、新領域。
　　多地流傳的伏羲傳說都反映了歷史的一個側面
　　山西晚報：距今9000-7000年，中國各地從採集時代進入農業時代。為什麼裴李崗文化會成為文化傳播輻射的一個中心？
　　李琳之：一種文化成為傳播輻射的中心，一般而言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文化水平高，二是勢力強大。文化水平高可以讓周圍文化心甘情願地學習它、借鑒它。勢力強大可以迫使周圍文化拜服它，吸納它。強勢文化征服弱勢文化是亙古不變的一條真理。
　　在距今9000-7000年這個時段，就目前考古發現觀察，隻有河南裴李崗文化具備這兩個條件。裴李崗文化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距今9000-8200年，以舞陽賈湖遺址為代表﹔后期距今8200-7000年，以新鄭裴李崗、唐戶等遺址為代表。
　　首先，它發祥時間最早，延續時間最長。距今9000年前后，具有一定內涵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隻有浙江的上山文化可以與裴李崗文化前期的賈湖類型相提並論，但上山文化在距今8500年就被新興的跨湖橋文化替代了。
　　其次，裴李崗文化遺址數量多，迄今為止已經發現了160多處遺址聚落，是為全國同時期各種考古學文化遺址數量最多。而上山文化隻有金華上山、義烏橋頭等區區幾處。
　　再次，裴李崗文化代表性遺址面積大。賈湖遺址面積是5.5萬平方米，而同一時期的上山遺址面積是2萬多平方米，橋頭遺址隻有不到3000平方米。
　　第四，裴李崗文化文物種類數量多。不說李崗文化后期的裴李崗、唐戶等遺址，僅就前期的賈湖遺址而言，就發掘出了經過精心磨制的鏟、鐮、刀、斧、磨盤、磨棒等陶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和酒、骨笛、契刻符號、龜甲、帶有刻度的骨板等高等級文物，此外還發現了粟、稻混作的痕跡，尤其是發現了大量炭化稻和稻谷遺存，而且是早、中、晚三期一以貫之。這在當時各支文化中可以獨領風騷，沒有誰可與之比肩。
　　第五，裴李崗文化文物質量高、精品多，像酒、骨笛、契刻符號、龜甲、帶有刻度的骨板等，都具有明顯的文化內涵。這在全國同時期各種考古學文化中亦無出其右者。
　　山西晚報：您認為它是伏羲文化的依據就是這些骨笛、契刻符號、龜甲、帶有刻度的骨板等器物的發現，但是音樂、文字、佔卜等的發明者在不同文獻中說法不一。比如黃帝就是其中之一。您認為最有說服力的是什麼？
　　李琳之：從表面上看，文獻的記載五花八門，互相矛盾，像音樂、文字、佔卜等的發明者在不同文獻中說法都不太一致，但是我們不應該機械地去理解文獻上的這些說法。我們首先得明白，這些文獻都是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傳說，都只是反映了歷史的一個時段或一個側面。像音樂、文字、佔卜等的發明、改進、完善，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文獻上記載伏羲發明樂器，是人類之初的發明，是開始，是濫觴，黃帝發明是說在黃帝那個時代又有新樂器的發明，是這個歷史過程發展中的一個環節，二者並不矛盾。
　　諸如此類，還有伏羲、神農和后稷，都被稱作是農業的發明人，它反映的歷史真相是，伏羲時代人們由逐水草而走的漁獵生活開始轉入初步定居的農業生活。而之后的神農和后稷時代，又發明了一些新的帶有革命性質的農具，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從而使得先人初步定居的農業生活進一步穩定化、普遍化。伏羲是農業誕生的原點，神農和后稷分別是農業發展過程中兩個關鍵環節。對二者的關系要跳出神話傳說，做辯証的理解。
　　如果這樣看問題，我們在文獻上遇到的此類難題就會迎刃而解，國人將伏羲看作華夏文明始祖是其來有自，並非空穴來風。而最有說服力的當然就是考古証據了。在賈湖遺址出土的粟稻混作痕跡以及骨笛、契刻符號、龜甲、帶有刻度的骨板等器物，正是伏羲文化或者說是伏羲時代特征的反映。
　　山西晚報：一般認為，伏羲故裡在天水，伏羲文化起源於我國西北。您卻認為，伏羲文化起源於黃河中游，西北的伏羲文化是賈湖-裴李崗文化西遷的結果。這與傳統的史學、文化學觀念大不相同。考古學的發現能推翻傳統觀念嗎？
　　李琳之：前邊講過，我們現在看到的文獻都是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傳說的記載，都反映了史實的一個部分或一個側面。伏羲故裡在天水，伏羲文化起源於我國西北，只是伏羲族群后裔的一支在這個地方活動過的傳說記載，學者一般認為距今7800-7300年的秦安大地灣遺址就是伏羲文化的孑遺。它比裴李崗文化誕生遲了足足1200年，且有多重証據表明，大地灣文化是裴李崗先民向西遷徙所致。大地灣文化只是伏羲時代的一個片段、一個部分而已。
　　伏羲傳說不是歷史而是文化，歷史和文化不是一回事。歷史是客觀世界、人類社會過去發展過程的總稱，而文化則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某一群體形成的共同的世界觀、價值觀，是這一群體所共有的思想、觀念、意識、情懷等總和的精神反映。歷史是客觀的，文化是主觀的。歷史是文化形成的基礎，文化反過來又影響著歷史的發展，甚至在一定的時段或地域決定著歷史的進程。歷史的屬性是求真，文化的屬性是求同。
　　從現在的研究成果看，被視作中華民族始祖的“三皇五帝”其實都不是一個個具體的個體，而是其所在族群數代、十數代或數十代首領的統稱，他們都是某個特定時代的象征性符號。相比於文獻記載，考古具有終極的意義，是最終的裁判官。但考古可以推翻文獻的不實記載，卻很難推翻幾千年以來形成的文化觀念。因為文化是一種傳統精神，是一種價值觀和世界觀，無所謂真假的問題。
　　“居中建國”是華夏正統的象征
　　山西晚報：在您的書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上古，也和后世一樣有逐鹿中原的現象。哪怕是遷移擴散到邊緣地區，也總要想著回歸中原。“居中建國”的觀念在上古先人中真會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嗎？
　　李琳之：不能籠統地說大汶口文化是中原后崗一期文化敗退至海岱地區而形成，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中原后崗一期文化敗退至海岱地區與當地北辛文化在碰撞、摩擦后交融而成。
　　“居中建國”的觀念在上古乃至中古都是一以貫之的，我在書的最后專門設了尾聲“‘逐鹿中原’背后的玄機”這麼一節來闡述這個問題。古人幾千年連綿不斷地、鍥而不舍地逐鹿中原，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因為這裡是他們祖先曾經生存的故地，是他們祖先認定的“天地之中”，是華夏民族立地建國以告慰祖先的正統象征。至於中原地區的人文自然環境要好於周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所以盡管中原之外的某些地區在某些時段，也較為適合人類居住，但如果這些華夏邊緣地區的人們要實現更大的理想，那就必須逐鹿中原，居中以建國，因為那才是華夏正統的象征，才能得到天下的承認。
　　山西晚報：在您的書中，也涉及到許多長江流域乃至更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在通常的觀念中，華夏文化誕生發祥於黃河流域，那麼長江流域的文化遺存對我們認識華夏文明起源發展有什麼意義和啟發？
　　李琳之：中國這100多年的考古學成果已經証明，中華文明的形成模式是“多元一體”，而不是像古人認為的那樣是“中原一元”，這是考古學對中國古史觀最大的改造，目前已經深入人心，成為學界的共識。不過，“多元一體”這個概念有平均用力之嫌，因為中原在其中的確起著中心主體的作用，所以用北京大學嚴文明教授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論來概括可能更為科學。就是說，中華文明的形成好似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周圍的山東、燕遼、甘青、長江中下游等地區是第一層花瓣，再外圍的文化區是第二、第三層花瓣。中原文化區作為花心不但起著聯系各文化區的核心作用，還起著向周邊文化輻射的作用。
　　就文明起源角度而言，長江流域文明起源時間不遲於中原，如上山遺址，大致時間就和賈湖遺址處在同一個時段，都是距今9000年左右。而在某些個時段，長江流域的文明進程還快於中原，譬如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城址是6000年前誕生於澧陽平原的湖南澧縣城頭山古城，佔地面積18.7萬平方米，城內面積約8萬平方米。而中原目前所發現的最早城址是鄭州西山古城，其始建於5300年前，比城頭山古城遲了700年，佔地面積約10萬平方米，城內面積隻有2.5萬平方米，也比城頭山古城體量小得多。
　　從進入文明歷程角度講，長江下游的良渚古城在距今5000年左右時，就邁入了文明的門檻，而中原地區直到4300年前才由於陶寺古城的崛起出現了文明的曙光。
　　中國考古學誕生100年來，長江流域發現了數以千計的文化遺存，有力地佐証了中華文明起源模式是“多元一體”或“重瓣花朵”式，而並非“中原一元”。
　　文化同質、家國同構是形成“敬天禮地祭祖”傳統的重要因素
　　山西晚報：在您的書中，我們也看到，上古時期各個文化“勢力”征戰不休。相對於落后的生產力來說，先民對生存空間的要求真的那麼高嗎？
　　李琳之：上古社會生產力水平很低，不論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獵生活方式，還是初步定居的農業生活方式，都是靠天吃飯，因此氣候環境的變遷和土地超越人口承載量的極限都會逼迫土著居民遷徙、擴張，尋求新的生存和發展的場所。
　　譬如，距今8200年左右，在大西洋北部和北美洲、非洲、亞洲突然爆發了干旱和降溫現象。這次氣候突變對中國各地自然環境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為了尋找適合生存的棲息之地，原始先民不得不向異地遷徙，中原大地因此就出現了新石器時代以來第一次的遷徙分流場景。像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鄭裴李崗、山東滕州北辛、甘肅秦安大地灣等遺址，就都是這次氣候突變導致中原人口遷徙的結果。
　　而像距今4300年山東龍山文化向河南、河北、山西、陝西和湖北等地擴張，魯東南地區人口嚴重超越當地承載量就是其中一個重大因素。根據國家文物局編纂的《中國文物地圖集·山東分冊》（中國地圖出版社2007年版）公布，山東半島至本世紀初發現有547處大汶口文化遺址，而到龍山文化時期，遺址數量猛增到了1492處。龍山文化重地魯東南地區尤其是人口增長的中心區域之一。該區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時擁有遺址27處，至龍山時期則猛增到了463處，另外還形成了面積達272.5平方米的兩城鎮和367.5萬平方米的堯王城兩處大型聚落。這意味著該地區人口增長了16倍不止。試想一下，原來隻能供應一個人生存的資源，現在要有16個人平分，那會是什麼狀況？
　　山西晚報：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大特點就是敬天禮地祭祖，從裴李崗到陶寺有著清晰的傳承。世界上不是隻有古中國是農業社會。為什麼古中國會形成這樣的文化特色？
　　李琳之：敬天禮地祭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從9000年前的賈湖到4000年前的陶寺，到華夏民族初成雛形的西周，再到明清，乃至今天，綿延不絕，蔚為壯觀。同世界上其他古老的農業文明相比，華夏這一特色殊為明顯。這種情況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包括各種自然和人文因素，但細究起來，應該是文化同質和家國同構這兩個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先說文化同質。華夏族群到華夏民族的形成經歷了6000年這樣一個跌宕起伏、艱難曲折的漫長歷程。這個歷程可以用三個詞概括，就是遷徙、碰撞和融合，其中融合是重中之重。正是融合促成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同質化，也促進了華夏國家、華夏民族的形成。同質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華夏文化的原始基因被保留下來，並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和發展。
　　再說家國同構。由小家而大家，由大家而天下，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謂“大夫有家，諸侯有國，天子有天下”，這是家國同構的一個典型特色。換言之，就是用治理家庭的辦法來治理天下。天子的家廟是宗廟，天子的姓氏是國姓。至少從文獻記載的唐堯古國即今陶寺遺址的情況看，一直到明清之際，歷朝歷代都是如此，這就使得“祀”禮——敬天禮地祭祖之禮，作為一項超越民族、超越朝代、超越國家層面的文化、社會制度而保留下來，並不斷地予以發揚光大。
　　其他古老文明雖然也是農業文明，雖然也不乏敬天禮地祭祖這種情況，但是每個文明的具體內涵和表現形式都不一樣，更關鍵的是，在華夏民族形成的6000年及其以后不長的時間內，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等，都由於先后受到其他新生異質文明的侵略而覆亡，其文化也逐漸滅絕，所謂敬天禮地祭祖的傳承自然也談不上了。
　　山西晚報：看完這本書，了解了考古學視野下的華夏早期歷史，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我國上古史籍和上古歷史。很重要的問題在於，上古史是華夏文明的基石，奠定了中國基本的世界觀、價值觀、家國觀。但通過考古發現，上古史很多並不真實，對這些基本觀念形成很大沖擊。
　　李琳之：我在上面已經講過，文化和歷史是兩回事，我們在文獻中看到的古史記載並不是歷史而是文化，是我們先人對歷史的加工和創造，是依據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家國觀對上古歷史的再創作。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明白，這種再創作並不是憑空捏造，而是對祖先事跡的捏合、虛飾和夸大。考古學的意義就在於能夠大體還原華夏先人生活的歷史概貌，讓我們后人逐漸追蹤到他們真實的歷史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