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文工作室：扎根考古一線在田野發掘中打開“塵封的歷史”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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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田建文（中）和同事在聞喜上郭工地開展考古勘探工作。

田建文。

　　人物簡介
　　田建文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級研究館員，兼任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學生校外輔導員、山西師范大學歷史旅游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多年來一直從事田野考古與研究工作，主持和參加曲沃、翼城交界處曲村-天馬遺址、侯馬晉國遺址、1994年夏縣西陰村遺址、2003年浮山橋北商周墓地、2004年絳縣橫水墓地考古工作，2018年至今主持聞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的考古工作。參加編寫大型考古報告四部和20余篇中、小型考古報告，撰寫了140余篇黃河流域新石器及夏商、晉文化、秦漢、宋金元等不同時期的專業文章。
　　參加的絳縣橫水墓地考古發掘工作獲2003-2004年度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獎，2020年入選“張頷領軍人才”支持計劃，2021年榮獲感動山西十大人物，2022年榮獲全國文物系統先進工作者，2023年榮獲山西省直機關第六屆敬業奉獻道德模范榮譽稱號、北京大學優秀校友等，負責的聞喜縣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項目，獲評“2023年度山西重要考古發現”。
　　他是黃河流域新石器、夏商、晉文化、秦漢、宋金元考古的多面手﹔深入到考古工作第一線，山間野地、鄉村河邊都留下他的身影﹔為了心愛的考古，名校畢業而自願扎根基層……近日，山西晚報記者走近默默耕耘在田野一線的考古人田建文，聽他講述與泥土、石器、陶片相伴的日子，感受他探尋歷史之謎的激情與執著。
　　守望田野潛心考古事業40載
　　“我不是農民，卻常工作在田壟﹔我不是地質學家，卻經常翻山越嶺……”從1984年進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開始，田建文從事考古工作已經40年，這首歌曲《我是中國考古人》，是他考古生涯的真實寫照。
　　田建文15歲就考入了北京大學考古專業，1982年秋天，在鄒衡先生指導下，田建文與同學們參與過翼城、曲沃交界處的曲村-天馬遺址考古。痴迷這一田野事業，1984年畢業后，他拒絕了到大學上班的工作分配，主動回到家鄉晉南，古代晉國最后一個都城“新田”所在地臨汾市侯馬市，扎根一線從事考古工作至今。用他的話說，“學了幾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費了。”之后一次偶然的會議，得到了我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的大力推薦，得以到吉林大學讀研。畢業后，他毅然3次放棄在大城市工作的機會，繼續回到侯馬工作站。
　　考古路上有驚喜，也有辛酸。1997年，田建文從工地返鄉途中遭遇車禍，3次開顱手術后身體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症，說不出話走不了路。同事們深知其對考古的熱愛，將田建文接回到考古工地，經過“生死劫”重返崗位后，他的身體竟然奇跡般地大有好轉。
　　抱病軀行正路，謹嚴持身治學。田建文邊進行調查、發掘考古工地，邊進行考古研究，每年有七八個月在考古工地奔忙，其余時間都夜以繼日一頭扎在資料堆裡查資料、整理卡片。有時候靈感來了，半夜就爬起來寫文章。盡管隻能用左手單指敲打鍵盤，付出的辛苦要多於常人數倍，功夫不負有心人，這麼多年，他發表的考古報告、專業論文有100多篇、50多萬字。
　　考古，他一直在“路上”。田建文搖搖晃晃地走在田野小路上，早年的意外事故讓他腿腳不便。他斜挎一個軍綠色帆布包，臉龐因常年的戶外工作顯得粗糙黝黑。嚴寒下的考古工地，遠遠地就能辨認出他的身影。
　　考古“痴人”走遍眾多考古遺址
　　“黃土從來不負人”，田建文在基層工作了40年，取得的一系列成績是喜人的。
　　他與同事1991年調查的棗園遺址，是目前山西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提出“棗園H1遺存”后，田建文又調查了侯馬、曲沃、翼城、新絳、絳縣的相關遺址，1994年提出了“棗園文化”，使山西成為中國古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有了考古學提供的實物依據和考古學文化的支持。
　　他首次在呂梁山區辨識出匈奴人墓葬，証實了漢武帝以來對降服的匈奴內遷封侯設縣的實例。
　　“田野考古，隻有身臨其境才能有所收獲，不能更不要懷有僥幸心理，一步跑不到、一個細節觀察不到就會遺漏重要發現，這是我參加多次調查與發掘總結出來的‘硬道理’。”田建文回憶，2016年冬發掘蒲縣海拔1000多米的曹家庄遺址時，天寒地凍還經常下雪，當石板墓一露頭時他馬上意識到這一發現的重要性，邊發掘邊調查邊查資料，清理墓葬共42座，用考古類型學的手段，分析出土壙豎穴墓24座屬於戰國、秦漢時期的土著人，而漢武帝以后的洞室墓18座墓葬為匈奴人騏侯駒幾的部屬，這是我國確認的匈奴人分布最東南的地點，后來得到人骨鑒定的支持。
　　他提出從棗園文化到西陰文化的完整譜系，李濟先生1926年10月發掘了西陰村遺址，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獨立進行的考古工作，1993年張忠培先生提出“西陰文化”，田建文在1994年10月主持了對夏縣西陰村的第二次發掘，發現西陰遺址以西陰文化為主，其次是廟底溝二期文化，也有仰韶早期文化和商代早期的居民在這裡生活。從此，考古學界能夠比較徹底的認識西陰遺址和西陰文化了。
　　他主持發掘出山西聞喜邱家庄1號墓，是迄今山西發掘的規模最大的東周墓葬﹔他調查、發掘出上郭古城，對推進晉文化的歷史研究有重大意義﹔他對襄汾陶寺、夏縣東下馮、曲沃翼城交界處的曲村-天馬遺址和北趙晉侯墓地的研究，也卓有成效，宋金元磚雕墓方面，他提出來晉南地區民間，存在著“善孝養家、善食養生、善戲養神”的“三善文化”。
　　“考古學是一門新興科學，是‘証實’和‘証偽’的科學。”田建文說道，第一代中國考古學的開拓者曾經堅守著“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優良傳統，說到底就是實事求是，“讓材料牽著鼻子走”就不要指望立竿見影，就得“研究研究再研究”，就要經過一個漫長的深思熟慮，耐得住寂寞之后才能下結論，也才敢下結論。
　　証經補史用考古方法書寫古晉國史
　　晉國，立國660余年，連唐叔虞所封的“唐國”歷經38代國君，稱霸中原150余年，是山西歷史上的輝煌時期。
　　田建文介紹，晉都新田所在地，最早記載於魏酈道元《水經注·澮水》和唐《元和郡縣圖志》、宋《太平寰宇記》以及明《大明一統志》《嘉靖曲沃縣志》等史書。這些史書都認為，晉都新田所在地是在今曲沃縣城西南的曲沃古城。清代曲沃縣令張坊認為，在曲沃縣西部的侯馬驛，清代時歸曲沃所轄。1952年發現侯馬晉國遺址，認定侯馬市應該從曲沃縣獨立出來，這座古城被稱為“鳳城古城”。隨著多座古城、侯馬鑄銅遺址、侯馬盟書及數處祭祀地點、上馬墓地等發現、發掘和研究，從1979年起學術界把平望、牛村、台神三座古城組成的“品”字形古城、鑄銅遺址、侯馬盟書等認定是晉都新田了。
　　田建文在侯馬多處晉國遺址從事過考古，1993年初，他運用新穎、系統的專業知識，撰寫出了《新田模式——侯馬晉國都城遺址研究》一文，將平望、牛村、台神三座品字形的宮城，與馬庄、呈王、北塢三座卿城（后又發現北郭馬古城），鑄銅遺址等手工業作坊區，侯馬盟書等祭祀遺址，和上馬、平望等墓地，進行了通盤分析，從而建立了各個遺址的時間、空間、功能定位，最后總結出了“新田模式”。
　　“考古發掘具有証經補史的作用，考古發掘出的遺跡遺物，可以說是刷新有爭議的中國古代史的‘新証據’。”田建文說道，這些“新証據”再結合前人研究與史料記載，很可能成為解決這些有爭議古代中國史的新材料。
　　談及下一步創作研究規劃，田建文說道，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為晉國“故曲沃”的核心區域，是東周時期晉國宗廟所在地。晉國自叔虞封唐之后數次遷都，燮父徙晉地的“晉陽”以及景公所遷的新絳所在地已經被考古發現証實，即天馬-曲村晉國早期都城遺址以及侯馬晉國晚期都城遺址。叔虞封唐之唐地以及獻公所遷之故絳，目前仍未明確。在晉文化及晉國史的研究中，故絳的不確定以及故絳時期考古遺存的缺乏，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深入研究。“故曲沃”與故絳年代相當，即同為春秋早中期的晉國中期考古學文化。聞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的考古工作對於推進晉文化及晉國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下一步，工作室將對其進一步開展綜合研究。
　　工作室成員眼中的文化名家
　　天上不會掉餡餅打鐵還靠本身硬
　　“田建文涉獵的考古學研究領域十分廣泛，從舊石器時代文化晚期到宋金元明清。”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楊林中這樣評價田建文，他在考古學研究取得的突出成就與他多少年來勤於考古、勇於開拓、甘於寂寞、善於思考是分不開的。
　　田建文當年在吉林大學讀研究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要求學生們：隻有採取做卡片的方法才能讀懂、讀透田野考古報告，做兩千張卡片才考慮能不能畢業，誰也不能例外。從那以后他養成了做卡片的“張門絕技”，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堅持做卡片。在沒有發現棗園遺址之前，他做了197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在萬榮西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試掘的卡片，並在侯馬東陽呈、崖上等遺址調查發現過這類陶片，棗園遺址的發現看似偶然、實則必然。
　　他做卡片，是按每個遺址、每座房址、垃圾坑、水井、窖穴和墓葬等遺跡單位，按存在位置、出土層位、大小規模、出土器物圖線圖、照片、文字、表等部分，逐一做卡片，多年來田建文已經把山西先秦全部，陝西、河南、河北、內蒙古、甘肅、青海新石器時代大部分，和夏商周、秦漢部分，都做了卡片，現在我們聽起來都感到震驚，他下的是“硬功夫”“笨功夫”！看看田建文所取得的成就就明白了：天上不會掉餡餅，打鐵還靠本身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