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文物裡的家國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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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左權縣麻田八路軍總部紀念館陳列的左權將軍寫給家人的親筆家書。

圖為神頭嶺伏擊戰紀念碑。

圖為手繪作戰地圖。

圖為百團大戰紀念館內，展示的一段斑駁的鐵軌。

圖為百團大戰破襲正太鐵路情景圖。

大同市靈丘縣平型關大捷紀念館陳列著楊勇上將的戰利品——綠色軍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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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歲月雖已遠去，但歷史的回響從未消散。即日起，山西日報社文化副刊部、山西新聞網聯合推出專題版面，以多組抗戰遺存為鏡，照見三晉大地上的血火崢嶸——百團大戰中沉默的鐵軌，銘刻著交通線的生死博弈﹔左權將軍的十三封家書，紙短情長，盡寫將軍的鐵骨柔腸﹔楊勇上將的軍毯，平型關的戰利品，裹挾著勝利的體溫﹔一冊記錄神頭嶺大捷的抗大教材、一段鐵軌上銘刻的抗戰敘事，或承載未竟之志，或凝結戰場智慧。這些實物與文獻，或單件成史，或群組為証，共同編織出一幅家國記憶的抗戰長卷。

——編者

左權將軍的13封家書

　　在左權縣麻田八路軍總部紀念館，珍藏著左權將軍1937年至1942年間寫給家人的13封親筆家書。這些歷經歲月洗禮的信件，紙張已然泛黃，墨跡漸淡，卻依然清晰傳遞著將軍深厚的家國情懷。“這些家書是理想信念教育的生動教材，深深打動著每一位參觀者。”講解員趙茜動情地說，“每次講述這些家書背后的故事，我都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
　　左權將軍（1905-1942）是我黨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最高級別軍事指揮員。1905年3月出生於湖南醴陵一個貧農家庭，1924年先后就讀於廣州陸軍講武學校和黃埔軍校一期，次年經陳賡、周逸群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底赴蘇聯深造，先后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伏龍芝軍事學院，系統學習了現代軍事理論。1930年回國后，左權將軍歷任紅15軍政委、軍長，紅1軍團參謀長等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兼前方總指揮部參謀長，被授予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軍銜。他創造性地將蘇聯軍事理論與中國特色游擊戰相結合，協助朱德、彭德懷指揮華北抗戰，在反“掃蕩”作戰中屢建奇功。1942年5月，左權將軍在指揮部隊突圍時不幸犧牲，年僅37歲，其軍事思想和戰術創新對我軍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為永遠銘記左權將軍的英勇犧牲和卓越貢獻，1942年9月，經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批准，將軍殉難地遼縣正式更名為左權縣。這一命名既是對烈士的永恆紀念，也是對革命精神的傳承。
　　家書的紙張雖已泛黃，但將軍那顆報國志堅的赤子之心卻躍然紙上。現珍藏於麻田八路軍總部紀念館的13封家書之一，記錄著1937年秋開赴抗日前線途中，左權將軍驚聞長兄左育林因肺病已離世四年的悲痛時刻。家中棟梁驟折，老幼何所依托？家國之情，兩相牽念。9月18日，他強忍悲痛提筆致信叔父：
　　“叔父：從你的信中已敬悉一切，短短10余年變化確大，不幸林哥作古，家失柱石，使我悲痛萬分……叔父，我雖一時不能回家，我犧牲了我的一切幸福，為我的事業來奮斗，請你相信這一道路是光明的、偉大的，願以我的成功的事業，報你與我母親對我的恩愛，報我林哥對我的培養……”
　　據記載，自19歲離家求學並投身革命后，左權將軍再未歸鄉。1937年12月3日，他在抗戰烽火間隙提筆給母親寫下家書。這封穿越烽火的家書，成為將軍與故鄉最后的文字聯系：
　　“母親：亡國奴的確不好當，在被日寇佔領的區域內，日本人大肆屠殺，奸淫擄搶，燒房子……實在痛心。日寇不僅要亡我之國，並要滅我之種，亡國滅種慘禍，已臨到每一個中國人的頭上。”他告訴母親：“我軍在西北戰場上，不僅取得光榮的戰績，山西的民眾，整個華北的民眾，對我軍極表好感。他們都喚著‘八路軍是我們的救星’。”信末，他寫道：“我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過去吃過草，准備還吃草。”
　　家書的字跡雖已淡化，卻清晰映照著這位驍將內心的柔情。“志蘭親愛的”——這飽含深情的稱呼，成為左權將軍致妻子劉志蘭家信中永恆的開篇。
　　1939年春，經朱德做媒，34歲的左權與22歲的劉志蘭結為伴侶。1940年5月女兒太北（彭德懷取名）出生后，一家人在太行山度過短暫溫馨時光。1940年8月百團大戰前夕，將軍將妻女送往延安。不料，這竟是永別。現存11封給妻子的家書中，最早一封寫於1940年11月12日。字裡行間，既有對妻子學習的叮囑，也有對女兒成長的牽挂。1942年5月22日，在總部窯洞的油燈下，將軍寫下最后一封家書。三天后，他在十字嶺突圍戰中壯烈犧牲，這頁信箋成為留給妻女的最后文字：
　　“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21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這位運籌帷幄、決勝千裡的抗日名將，自送別妻女至犧牲的21個月裡，日夜期盼著團聚。
　　戰火紛飛中，這些浸染硝煙的家書，揭示著將軍不為人知的柔情：對母親的孝思，對叔父的敬重，對民眾的體恤，對戰友的關懷，以及對妻女刻骨銘心的愛。
　　鐵血丹心真英雄，俠骨柔腸大丈夫——左權將軍用生命詮釋了革命者的赤子情懷。

楊文

抗大教材裡的神頭嶺大捷

　　筆者偶然在長治城隍廟發現一本抗大總校1941年1月30日編印的軍事教材。該教材為刻版油印，採用韌性極佳的薄土草紙對折裝訂，內含多幅手繪作戰地圖及戰術示意圖，堪稱戰時軍事教育的珍貴范本。其中對1938年神頭嶺伏擊戰的記載尤為詳盡。
　　抗日戰爭時期，神頭嶺伏擊戰是八路軍一二九師於1938年3月16日在邯長公路（潞城至涉縣段）組織的經典戰例。1938年2月，日軍向晉南、晉西進犯，邯長公路成為其連接平漢線與晉西南的補給命脈，沿線涉縣駐敵400余，黎城駐敵千余，潞城駐敵3000余。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經實地勘察，選定神頭嶺隘口布設“口袋陣”。
　　神頭嶺地形開闊，周邊山高溝深、峭壁林立。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旅長陳賡奉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之命，主持召開團以上指揮員作戰會議，最終選定利用川軍遺留的防御工事加以改造，在神頭嶺布設伏擊陣地。為達到隱蔽效果，戰士們按自然生長方向復原了所有踩踏痕跡。當黎城戰斗打響后，潞城增援日軍果然進入伏擊圈，經兩小時激戰，我軍以傷亡210人的代價取得輝煌戰果：殲敵1500余人（含斃傷、俘虜），繳獲步槍500余支、騾馬600余匹及大批物資，燒毀汽車5輛。此戰沉重打擊了晉東南日軍的囂張氣焰，徹底癱瘓邯長公路運輸線，有效支援了一一五師晉西作戰，牽制了日軍渡黃河南犯的攻勢。
　　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作為我黨培養抗日軍政干部的搖籃，1936年創建於陝北瓦窯堡（時稱紅大），1937年遷延安后更名。毛澤東親自制定“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朴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教育方針，形成“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
　　1940年總校輾轉抵達邢台漿水鎮后，進入正規化建設新階段。1941年第七期開創性實施系統的教材編撰機制：由校首長主持，經教員集體研討、專業執筆、三級審核（編委會初審—校首長終審）后統一印發。共編印教材含《兵團戰術》《游擊戰術》等41種18036冊，陶行知贊其為“敵后教育的燦爛之花”。這些教材不僅滿足校內教學需求，還供應前線部隊使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抗大教材採用“文字分析+作戰地圖”的教學模式。以神頭嶺戰役教材為例，不僅完整還原了129師伏擊戰全過程，還分析了該戰役的作戰經驗與作戰教訓。
　　神頭嶺伏擊戰是八路軍繼平型關大捷、廣陽伏擊戰后進行的殲滅戰，是八路軍一二九師轉戰太行山區初期的重要勝利。此役雖規模不大，但在抗戰史上意義重大。劉伯承曾精辟分析其戰術特點：這次採用“吸打敵援”的戰術。襲擊黎城駐扎之敵，以吸引涉縣、潞城兩地敵人來援，在必經之路東、西黃須和神頭村予以伏擊。襲擊是手段，伏擊才是目的。日軍隨軍記者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二九師“典型的游擊戰術”。軍事學界認為，這是抗戰以來首次實現中方傷亡少於日軍的戰例。
　　華北敵后抗戰中，七亙村、神頭嶺、響堂鋪並稱八路軍三大經典伏擊戰。新中國成立后，神頭嶺伏擊戰被列為軍事院校必修戰例，美國西點軍校亦將其列入經典戰例研究。這份1941年抗大編印的教材，可能是現存最早系統研究該戰役的軍事文獻，其戰術分析具有開創性價值。

郭存亭

一段鐵軌的抗戰敘事

　　陽泉市獅腦山上的百團大戰紀念館內，一段斑駁的鐵軌靜臥展台。它曾是正太鐵路的組成部分，在1940年夏天的烽火中，被陽泉礦工與八路軍聯手破襲，成為百團大戰的實物見証。鐵軌上的撬痕清晰可辨，凝固著軍民同心抗敵的歷史瞬間。如今，它雖不再承載列車呼嘯，卻以沉默的重量，傳遞著80多年前那場震驚中外的破襲戰的回聲。
　　1907年通車的正太鐵路，是山西首條鐵路，在上世紀初的華北地區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日軍佔領華北后，將其變為運輸兵力、掠奪煤炭的通道，鐵軌上奔馳的列車成為壓榨中國人民的工具。這段鐵軌本身即是一部殖民侵略史的縮影，既見証了中國主權的淪喪，也銘刻了中華民族的抗爭覺醒。
　　1940年8月20日，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以破襲正太鐵路為重點，對華北日軍交通線發起總攻。因戰況激烈，參戰部隊從預定22個團激增至105個團。軍民協同作戰，口號“不留一根鐵軌，不留一根枕木”，徹底癱瘓正太鐵路——陽泉獅腦山、娘子關等戰役中，鐵軌被掀翻、枕木被炸毀，橋梁隧道被盡數摧毀。經20天激戰，八路軍共作戰1824次，破壞鐵路474公裡（佔正太鐵路全線的三分之二），粉碎日軍“囚籠政策”，迫使其從正面戰場回援。紀念館展出的鐵軌，正是這場交通破襲戰的鐵証。
　　硝煙散盡，精神永存。這段鐵軌作為陽泉“百團大戰主戰場”的實物見証，已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鮮活載體。歷史是教科書，更是清醒劑。戰爭雖已遠去，鐵軌的沉默卻仍在叩擊人心：勿忘國恥，振興中華——這是對抗戰先輩的告慰，亦是對歷史的庄嚴回答。

吳鵬程

“三戰軍毯”載榮光

　　一條普通軍毯，卻成為“三戰老兵”。
　　在大同市靈丘縣的平型關大捷紀念館內，有這樣一條綠色軍毯，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再到抗美援朝戰爭，見証中國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
　　這條軍毯的主人是楊勇上將，這條軍毯是他在平型關大捷中分到的戰利品。平型關大捷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出師抗日的第一個大勝仗，也是全國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個大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1958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從朝鮮凱旋時，楊勇上將把這條軍毯交給靈丘籍的司令部機要參謀武錦，並囑咐道：“請你回去替我問候靈丘的老鄉們。”
　　武錦同志離休后回到故鄉靈丘，經常拿這條軍毯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在平型關大捷70周年慶典前夕，武錦同志把這塊珍藏了近半個世紀的軍毯交給了平型關大捷紀念館。
　　如今，軍毯整齊地擺放在紀念館展櫃裡，以褶皺承載烽煙，以經緯編織信仰，傾訴著軍民同心的魚水情深，彰顯著艱苦朴素的生活作風，見証著抗戰精神的光輝偉大，激勵著一代代中華兒女不忘歷史，奮發圖強。

張晨陽

(責編：李琳、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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