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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判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时间:2018年06月07日 05:43 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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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审判俗称“民告官”。2017年,全省法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着眼推进法治山西建设,着力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全面加强行政审判工作,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为我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公民依法维权意识增强
    5月16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发布了2017年全省行政审判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17年,全省三级法院共受理行政一审、二审、再审、再审审查和行政非诉执行案件9281件,同比2016年上升11.5%;在审结的4307件一审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为18.7%,与2016年基本持平。
    在案件类型上,除了公安、城建、资源、土地、劳动保障等传统行政案件保持相对集中优势之外,信息公开、行政协议、公益诉讼、环保、海关等新类型、新领域案件不断出现。同时,原告提出的诉求更加多元,出现了确认无效、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一并解决民事争议等新类型诉讼,行政审判领域不断拓展,审理难度越来越大。
    “这充分说明社会公众依法维权的意识逐步增强,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样的,人民法院依法裁判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省高院副院长王书红表示,人民法院保障真正被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人,但对危害群众健康、浪费审判资源、干扰人民法院正常办案等行为仍会实施重罚或不予立案。
    如冯某诉沁水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食品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中,冯某因在自己经营的副食配送部通过修改过期食品生产日期进行再销售的方式牟利,被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后对其处以违法货值17倍罚款,共计129万余元,并吊销其《食品流通许可证》及其他处罚。
    “该处罚可谓重罚,但与其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的危害相比,过罚相当。这样的结果也表明了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对食品、药品领域的违法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违法必究、违法必查,切实保护人民群众餐桌上的安全。”省高院行政庭副庭长魏佩芬说。
    记者了解到,另一起案件中的段某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先后以产品质量问题为由向相关主管机关举报,然后对主管机关针对举报事项的答复或者不答复行为提起各类行政诉讼案件90余件。其诉讼原因并非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只是借诉讼向行政机关施压,要求给予举报奖励或获得高额赔偿。对于这种非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举报人对行政机关的处理或不处理行为的起诉,法院认为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和初衷,不具有诉权。
    这两个行政机关胜诉的案件,裁判结果均是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魏佩芬表示:“法院通过肯定性评价,对行政机关合法的行政行为予以支持,从而达到维护法治权威、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目的和宗旨。”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改革成效明显
    为有效杜绝行政审判工作面临的不当干预,解决行政诉讼“三难”问题,早在2013年,省高院就确定长治、大同、阳泉三个中院作为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法院,即每个市均指定三家县级法院负责全市的“民告官”案件,实行行政案件异地审理。2014年3月,试点法院扩大到5个中院和16个基层法院。去年5月1日,全省中院全部实行交叉管辖,分为五个片区,同一片区内的中院实行交叉管辖。同时,全省119个基层法院(不含3个铁路运输基层法院)的行政案件相对集中到36个基层法院进行管辖。
    “一个有利于整合行政审判资源、有利于提高行政审判水平、有利于避免行政机关不当干预的行政审判新格局初步形成。”省高院行政庭副庭长程彦斌介绍,通过相对集中管辖和交叉管辖,行政机关干预立案、消极应诉、对生效裁判置之不理的现象明显改观,异地监督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行政审判的职能进一步发挥,制度改革的正效应进一步凸显。
    2013年,作为首批被确认为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的试点法院,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管辖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左云县共五个辖区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在实行相对集中管辖之前,个别法院辖区内的老百姓不敢、不愿‘告官’,行政案件数量极少,有的甚至为零。实行相对集中管辖后,这些地方的案件数量逐年增长,从2013年的3件达到2017年的46件。相对集中管辖在保障诉权,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统一裁判标准,提高行政审判质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同市城区法院专职委员赵丽萍说。

    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依法履职
    发生在柳林县的一起案件中,原告王某之父王某仁系烈士,根据民政部、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王某作为烈士子女有权享受民政部门发放的定期生活补助,该项政策执行的起始时间为2011年7月1日。柳林县民政局在为王某发放定期生活补助时,根据实践中的习惯性做法,从审批次月即2016年1月1日开始为王某发放定期生活补助。法院审理认为,柳林县民政局的该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判令柳林县民政局给付王某从2011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即从文件生效之日至审批之前)的定期生活补助。
    省高院行政庭庭长方建霞告诉记者:“该起案件,法院明确指出行政机关在执行行政给付政策过程中,应当本着以人为本,关心和帮助特殊群体的原则,准确合理地执行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当事人依法享受相关待遇。行政机关不能以所谓习惯性做法或行政惯例为由,减损相对人的权益或增加相对的义务。”
    根据白皮书披露的统计数据,2017年,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为18.7%。王书红坦言:“败诉的案件中,绝大多数原因是程序违法问题。比如近几年因公共建设工程和城中村改造而引发的征收、强制拆除类案件。法院在审理中始终认为,这些基础建设和改造工程是政府为老百姓办的大实事、大好事,但是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我们却经常因行政机关在征求意见、文书送达、权利告知等程序方面的不规范、不合法问题,不得不确认被诉行为违法。”
    王书红表示,类似这种实体上没有问题但程序违法的情况在行政处罚、社会劳动保障等案件中也不少见,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程序公正是行政执法行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所以,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牢固树立程序意识,及时固定、保存程序方面的证据,善于利用程序公正来增强行政行为的公信力,确保依法行政、依法履职。
    此外,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偏低的问题,白皮书建议,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要自觉履行出庭应诉义务,坚决杜绝仅委托律师(法律工作者)出庭应诉现象,进一步扭转出庭应诉仅是分管法制部门负责人工作职责的观念,建立健全出庭应诉责任内部分工机制,倡导鼓励正职负责人出庭应诉,推动副职负责人积极出庭应诉。
    与此同时,政府法制部门要建立定期通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培训指导,不仅要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出镜”率,还要进一步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参加庭审的“出声”能力,要把出庭应诉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密切联系群众,化解“官民”矛盾的主战场和主渠道。

本报记者闫书敏

(责任编辑:_刘洋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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