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玉环

出土的陶斝

出土的三足皿

出土的铜鍑

出土的造像

出土的元代细白瓷高足杯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强调。
　　3月10日，备受关注的“2023年度山西重要考古新发现”在一年一度的“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上揭晓，6个项目入选，分别是：晋城沁水八里坪新石器时代遗址、运城夏县辕村新石器至夏商时期遗址、运城平陆良庄夏时期遗址、运城闻喜上郭—邱家庄东周遗址、大同平城区铁牛里北魏遗址、临汾霍州陈村金元明瓷窑址。
　　文化有根，文明有源。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溯源最深沉的历史，才能开启最长远的未来。
　　去年以来，山西省各文物考古单位通力协作，大力开展了沁水八里坪、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等重点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实施发掘项目100余项，完成年度发掘面积7.5万平方米，其中大型勘探项目达912项，勘探面积3200多万平方米，各项工作的完成指数均创历史新高，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晋城沁水八里坪新石器时代遗址
展现先民中心聚落群

沁水八里坪遗址位于晋城市沁水县郑庄镇八里村东北台地上，是目前已知晋东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20年入选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课题，对考察晋东南地区在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重要价值。
　　“2020年以来，经过系统的调查和钻探、发掘，确认遗址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距今4300年左右）规划营建了三重环壕，内壕沟内北部有一组面积近5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民族融合研究所所长、沁水八里坪遗址项目负责人赵辉介绍，“通过对遗址所在沁河中游的区域系统调查确认，八里坪遗址是一处区域中心聚落。”
　　谈起八里坪遗址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赵辉认为，当数三重环壕。“通过发掘确认，遗址第一期即有内外三重环壕。环壕主要为人工挖成，局部区域利用自然冲沟，围合成环壕聚落，显示出很强的规划性和严整的秩序性。”赵辉介绍说，2020年至2023年，项目组对八里坪遗址的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明晰了三重环壕的形制结构及其文化堆积，确认了壕沟内包含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的遗存。
　　考古发现，八里坪遗址壕沟内出土遗存种类丰富。第一期出土器物基本为庙底沟二期最晚阶段的典型器物，如
　　釜灶、折腹斝、釜形斝、浅斜腹盆、深腹罐等，部分器物上施有白、红彩绘或斜篮纹，基本器类组合中不见鬲、甗，还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
　　第二期出土物中包含鬲、甗，且新出现一些龙山晚期文化因素。如具有陶寺文化晚期因素的圈足罐，后岗二期文化因素的甗、罐式斝，王湾三期文化因素的鼓腹篮纹罐等。

初步认识：

八里坪遗址处于沁河中游一个三面环水的高台地上，区位优势突出。西距陶寺遗址和周家庄遗址的直线距离均为90公里，南距夏代晚期都邑二里头遗址110公里。
　　八里坪遗址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多元文化东西互动、南北交流的枢纽。持续开展调查、发掘及综合研究，对于认识晋东南地区在东方海岱地区与晋西南、晋中、陕北地区文化交流互动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考古发现是无可替代的文明课堂。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已久的历史细节揭示出来，有助于延伸历史轴线、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更好地认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心、民族自豪感。

运城夏县辕村新石器至夏商时期遗址
再现仰韶早商华光

夏县辕村遗址，是距运城盐湖最近的古代核心聚落遗址之一，东、南部为崎岖高耸的中条山脉，西、北部为相对低缓的鸣条岗丘陵，南部为运城盐湖，遗址临芦沟河，属于青龙河的下游河段。
　　2023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对山西夏县辕村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本次考古发掘面积约1500平方米，是目前对辕村遗址发掘面积最大的一次。”运城夏县辕村新石器至夏商时期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林森介绍说。
　　此次发掘中，新石器时代遗存可细分为庙底沟文化（西阴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三里桥文化。庙底沟文化遗存发现最为丰富，遗迹以灰坑为主，还有部分房址和墓葬、窑址等，出土有陶球、陶盆、陶罐、陶钵、小口尖底瓶、葫芦口瓶、骨簪、骨锥、石斧、石陀螺形器、陶刀等，此外，还出土大量陶片和一些动物骨骼残渣，部分灰坑的性质为窖穴。
　　“在当时，彩陶图案并不是商品化生产，所以，每一件彩陶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此次发掘中，出土了黑、红二彩相间并绘制弧边三角和圆点纹的彩陶盆、彩陶罐等，彩陶类艺术品出土数量较多，丰富了夏县辕村遗址庙底沟文化时期彩陶文物的多样性。”林森解释说。
　　据统计，2023年度发掘区共发掘房址21座、灰坑270余座、墓葬15座、瓦棺葬1座，灰沟5条、道路3条、陶窑2座、灶址2座、零星分布的柱洞6个，出土器物达820余件。

初步认识：

2023年度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辕村遗址的分布范围、文化性质和遗存特征。其中，辕村遗址庙底沟文化遗存是近年来发掘的距离盐湖最近、规模最大的仰韶时代中期环壕聚落遗址，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上，对于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启示。在聚落考古研究方面，为研究陕晋豫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仰韶中期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随葬青铜器和玉器的两座墓葬属二里岗下层二期，为研究晋南地区夏商时期遗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运城平陆良庄夏时期遗址
初显晋南夏时期的文化格局

夏文化，一直是考古界关注的重点。
　　良庄遗址位于运城市平陆县部官镇良庄村南，北依中条山，南距黄河约5公里。2023年7月底，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运城市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复探并进行试掘，明确良庄遗址为夏时期。
　　考古发掘约500平方米，共清理夏时期灰坑29座。从出土陶器来看，炊器以鼎、深腹罐为主，三足皿、簋、刻槽盆等器类显示出浓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而与中条山以北的东下冯文化差异明显，应属二里头文化。
　　除此之外，在良庄遗址还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以家养动物为主，野生动物为辅。“这些动物的死亡年龄都比较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打猎或饲养它们的目的是以获取肉食资源为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平陆良庄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崔俊俊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铜矿石和陶鼓风嘴的发现，验证了此处曾有冶铜活动。尤其是鼓风嘴的发现，它的作用是在冶炼时往窑炉里鼓风输氧，以使燃料加速燃烧增加炉温。
　　据崔俊俊介绍，平陆良庄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这里的先民掌握了冶铜技术。此外，该遗址还出土了不少绿松石。这种东西很稀缺珍贵，不仅矿源稀少，而且对制作技术要求也很高，需要有专门制作的作坊。在山西出土的其他夏文化遗址中很少发现有绿松石，由此也能看出，良庄遗址绝非普通聚落。

初步认识：

从陶器特征来看，良庄遗址具有浓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其文化面貌与中条山北麓的东下冯文化差别明显，应属二里头文化，其时代可早至二里头二期。
　　良庄遗址南依黄河、北靠中条山，翻过中条山即运城盐池，恰好处在沟通晋南与豫西地区交通要道——虞坂古道的要塞处。以往调查在良庄遗址附近还发现有东太、前柳树凹等夏时期遗址，这三者或许可构成中条山南麓夏时期的聚落群。良庄遗址的发掘对我们探讨晋南夏时期的文化格局、夏时期晋南与豫西的关系、深入研究早期王朝国家对晋南地区的管理与控制等问题提供了关键信息和线索，是填补空白的重大发现。

运城闻喜上郭—邱家庄东周遗址
铸铜作坊显现“古曲沃”历史

说起山西的来源，就得从西周初年的晋国开始了，但在晋国发展的转折点中，不可规避的有几个词：“曲沃桓叔”“曲沃代翼”“小宗灭大宗”。对闻喜上郭—邱家庄东周遗址的考古发掘，让“曲沃代翼”的历史和故事越发饱满了起来。
　　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是1959年发现的，位于运城市闻喜县城东南约3公里处的鸣条岗东端，整体呈西南至东北走向，分布面积约6平方公里，以东周时期为主。2023年，闻喜上郭古城和邱家庄墓群项目组对这里进行了第14次考古发掘，证明昔日这片土地之下，就是晋国的第二大都城——曲沃。
　　“曲沃”始见于公元前745年，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晋世家》说：“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古曲沃，西周因地理环境得名，是涑水河东边一块肥沃的地方。
　　“本次在上郭遗址发现的陶范，可以追溯到春秋早期。也由此可以证明，这里曾经有大型的都邑，还有小型的铸铜遗址，这不是一般的聚落。”山西省著名考古学家、闻喜上郭古城和邱家庄墓群项目负责人田建文表示，陶范是国家机械化生产水平的象征，“夏商周时期，只有大型都邑才能拥有铸铜作坊，这表明上郭古城就是‘古曲沃’。”
　　如果说青铜铸就了华夏的辉煌，那么丝绸谱写了东方的优雅。在闻喜上郭遗址中，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大量春秋早期陶范，还发现了一枚距今5200年的石雕蚕蛹，是仰韶时代养蚕和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

初步认识：

2023年度的考古工作进一步证明上郭古城就是“古曲沃”，上郭古城以北考古勘探即邱家庄墓群勘探发现晋国中、晚期“公墓”和“邦墓”。

大同平城区铁牛里北魏遗址
北魏佛教考古的重要发现

北魏平城时代，是佛教兴盛的重要时期。
　　大同铁牛里遗址，是一处以塔基为中心的北魏佛教寺院遗址。2022年7月，大同市魏都文物勘探有限公司对大同市操场城街北侧地块建设项目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在勘探区域的西北部发现铁牛里遗址，面积约1000平方米。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于2023年6月到9月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十分丰富，主要遗迹包括北魏塔基、廊房基址、建筑倒塌堆积、灰坑、柱洞、柱坑、墓葬、石柱础等。尤为重要的是，铁牛里遗址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佛塔坍塌后的遗迹，通过倒塌轨迹及堆积内丰富精美的造像可以回溯这一佛塔当年的壮观和华丽。
　　在铁牛里遗址塔基中部发现一处埋藏坑，坑为方形，边长有1米左右，暴露于发掘面，打破夯土台基，在明代二次利用时被破坏和盗扰，坑外散落有珍珠。在坑底部中出土珍珠、珊瑚、铜指环、钱币等。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埋藏坑呢？据该考古项目的负责人，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树云介绍，它的作用就相当于后来的地宫。但是在北魏时期，地宫还没有形成，埋藏坑就是它的雏形。
　　在塔基倒塌堆积物中，发现大量的佛教造像残块，其中保存较好的头像、身像有200余件，题材有佛、菩萨、弟子、童子、飞天、瑞兽等。佛像均为高肉髻，鼻梁高挺，面带微笑。菩萨像面容姣好，冠上多装饰璎珞。童子及弟子像出土数量较少，但造型生动，是北魏泥塑造像的精品。

初步认识：

在铁牛里遗址东南、御河东岸现存一处北魏建筑遗址，两处遗址隔御河左右遥遥相望。御河东岸的北魏建筑遗址形制与《水经注》描述的大道坛庙大致相当，据此铁牛里遗址的塔基有可能是《水经注》记载的三级佛图。根据史书记载，结合发掘资料，推测铁牛里遗址可能为北魏天宫寺遗址。
　　皇兴年间正值北魏平城佛教的兴盛时期，铁牛里遗址出土的大量佛教泥塑造像为研究平城的佛教艺术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是佛教考古的重要发现。

临汾霍州陈村金元明瓷窑址
填补了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

霍州窑位于临汾市霍州市白龙镇陈村汾河西岸台地边缘，2023年，联合考古队对霍州窑开展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霍州窑也迎来了有史以来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发现窑业堆积28处，窑炉12处，以“散点式”方法发掘8个地点，共计发掘600平方米，“缀合”起了陈村窑业发展历史。
　　在这里，考古队员发现了从金代至清代时期的瓷器残片，它们的问世，极大丰富了北方地区瓷业面貌的多样性，以实物印证了霍州窑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元代霍州窑生产的细白瓷，填补了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是对中国陶瓷发展史的重大贡献。
　　“霍州窑北宋后期开始烧造，金代达到成熟，以细白瓷为主流产品，产品大多胎体洁白坚致，釉层稀薄光亮，釉色洁净明快。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它模仿定窑，但在烧造工艺特征上，却有明显不同。”项目负责人刘岩介绍，霍州窑以“擦涩圈”叠烧为主要装烧技术，而定窑采用的是芒口覆烧。此外，瓷器内的纹饰风格也呈现不同的面貌，如果说“大工业化”生产的定窑是“大家闺秀”，霍州窑则是作坊化生产的“小家碧玉”。

初步认识：

霍州陈村瓷窑址系统的考古工作，明确了窑址保存状况、分布范围和分布演变规律。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厘清了宋、金、元、明和清时期的产品面貌和技术特点，建立起了霍州窑业历史分期标尺，展现出霍州窑全新的窑业面貌。
　　霍州窑在金元明等各时期特点鲜明的制瓷成就，不仅对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贡献，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伟大进程的鲜活物质载体和生动诠释。

本报记者王荔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