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澜会馆正殿。

安澜会馆外景。　　

安澜会馆内现存的两通清代古碑。

俯瞰安澜会馆全貌。

安澜会馆内的木雕。

安澜会馆内，有关孙尔准与会馆渊源等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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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公里的闽江，是华东南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这条福建省境内最大独流入海的河流，由上游进入福州市后，在境内留下114.8公里的河段，流域面积达8554平方公里。
　　福州70%经济总量的用水需求来自闽江，同时保障着涵盖鼓楼、台江、仓山、晋安、马尾等11个县（市）区700多万人口的饮水安全。
　　仓山区仓前路附近，云集许多历史文化建筑，安澜会馆就是其中之一。会馆内现存有两通清代古碑，其中一通石碑上，有一位清代高官的名字出现。
　　人们有所不知，这位高官与部下饮用汾酒后，为后人留下一首如痴如醉的诗作，由此与山西汾酒结下不解之缘。
　　安澜会馆：闽浙风格融为一体
　　仓前山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山脚下有条脱胎于古道“盐仓前”的街道——仓前路。这条长800米的街道，东起解放大桥，西接三县洲大桥，是福州南台岛上东西走向的干道。
　　在仓前路与解放大桥交叉路口路南，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吸引人们驻足观瞧，熙熙攘攘的游客纷纷拍照留影。
　　这座建筑外观有福州古厝建筑风格的“马鞍墙”，院内两层厢房的“马头墙”则是浙江古厝山墙形式。
　　原来，这座古建筑为安澜会馆，又名浙江会馆、上北馆，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已有250年历史，是当年浙商在闽经商及官员、名人聚集之处。如此一来，就为游客产生“安澜会馆为何同时呈现闽浙两省建筑风格”的疑惑找到答案。
　　2023年6月6日，经过改造的安澜会馆开馆，并设立闽浙渊源、商旅史记、会馆春秋、建筑文化、千年商脉、浙人在兹、风云浙商七大板块，闽浙两省的地域联系、文化互鉴、商贸交往、会馆故事等历史背景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成为闽浙两省的友好交流平台。
　　安澜会馆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大门为浙江建筑风格，青砖外墙，八字大门两侧一对石狮拱卫，门楣悬挂“安澜会馆”四字匾额，匾额上下皆有砖雕，图案笔法细腻，栩栩如生。院内设有戏台、双层看楼等建筑。
　　安澜会馆历250年，至今保存完好，既雅致清幽，又堂皇壮观，实为难得，体现了闽浙建筑艺术融为一体的特色。
　　安澜会馆的西侧院内，有两通形制相同的高大石碑，圆角平首，下有须弥座式碑座，束腰浮刻双狮戏珠图样。一通为《安澜会馆印记》，碑首上刻有篆书“赐福安澜”四字；另一通为《孙文靖公祠碑记》，碑首刻有篆体“锡羡岩疆”四字。
　　《孙文靖公祠碑记》立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碑身直刻16行真书碑文。“公名尔准，字平叔……”从《孙文靖公祠碑记》可以看出，孙文靖名为孙尔准。孙尔准为江苏无锡人，清道光年间官至闽浙总督。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孙尔准以病乞休。次年，62岁的孙尔准逝世。道光皇帝赐谥“文靖”。
　　浙人为感孙尔准恩德，其死后36年，在安澜会馆右侧建祠祀奉立碑。《孙文靖公祠碑记》碑文记载孙尔准修福州小西湖及兴化木兰陂，建义仓，拓贡院，复书院等功绩。
　　众多会馆云集福州
　　据史料记载，有“东江流向应到海”之地利的福州，自古以来便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集散中心。明末清初，各地商帮在此建起多达70余所“会馆”，主要分布于今鼓楼、台江与仓山等地。
　　会馆内居住的多为外地人，时间一长，便会思乡怀亲。为消除在异地的寂寞，会馆每年会从老家请戏班来福州会馆演出，或将家乡的特产通过原籍商帮带至当地，不仅促进了贸易往来，同时以解思念家乡之苦。
　　据酒史专家、文化学者王文清介绍，清代时，福州府城就建有一座山陕会馆。那时的晋商对促进晋闽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55岁的王文清是山西省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近些年，他先后出版了《茶路酒香》《清香天下》《汾酒史话》等文化书籍，详细地将万里茶路中各个重要节点的汾酒传播过程呈现给世人。“在晋商主导发起的这条万里茶路上，晋商不仅把茶叶输出国外，同时把心心念念的汾酒以及酒的酿造技艺也带到各地，以至于在中国大地开枝散叶。”王文清表示，晋商基本控制了制曲、做酒和卖酒的全部链条，以汾商为代表的山西酒老板，在晋商历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万里茶路为主轴，“一轴多翼，南延北伸，东传西渐”，将山西汾酒和汾酒的酿造技艺向全国传播。
　　福建武夷山下梅村是晋商万里茶路的起点，晋中太谷的“大盛魁”茶庄、祁县的乔家、榆次的常家等晋商在武夷山均设有茶庄。
　　安营扎寨下梅村，受限于生活习惯，喝惯了汾酒的晋商，自然将成品的汾酒或干脆将酿酒工艺南下传播销售。
　　闽浙总督作诗盛赞汾酒清香
　　巧合的是，在福建提起汾酒，孙尔准就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杏花村枕汾水滨，村中风气含古春。春光骀荡何所著，散入汾酒清而醇。”官至闽浙总督的孙尔准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秋通过乡试中了头名解元，清嘉庆十年（1805年）成为进士。作为当时的著名诗人，他写有诗集《泰云堂集》。《饮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赋谢》就是出自他的这部诗集。
　　孙尔准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酒后之言”，成为汾酒当年在福建的真实历史写照。
　　提起汾酒在福建，就又不能不说起另外一人——福建巡抚韩克均。“中丞”就是清代对巡抚的尊称。
　　韩克均是山西汾阳人，号芸坊，与孙尔准一样，在当地人眼里，也是清朝的廉吏。一天，韩克均请“顶头上司”孙尔准畅饮汾酒，孙尔准对汾酒极是推崇，随即写下了洋洋洒洒的《饮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赋谢》的长诗。
　　有报道称，《饮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赋谢》是山西汾阳学者吕世宏在研究古代诗歌时发现的。由于诗中明确指出杏花村的地理位置就在山西，这为山西杏花村之说又添一有力佐证。
　　不能否认的是，由于《泰云堂集》为木刻印刷版本，其中的不少文字现已弃用或与异体字并用、或被简体字代替，因此在现如今的文字呈现中，出现许多错字和缺字，使得这首诗歌在传播中形成多种文字版本，错误频现。
　　为准确呈现《饮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赋谢》，接受山西晚报记者采访时，王文清出示了该诗木刻印刷影印件截图，逐字对这首267字的诗作进行反复推敲并进行断句。《饮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赋谢》为：“杏花村枕汾水滨，村中风气含古春。春光骀荡何所著，散入汾酒清而醇。世人题品夸劲㾕，其间真伪谁能分。我生小户气先摄，闻名蹙额愁沾唇。先生一笑为洗谤，特倾家酿来娱宾。定瓷满泻色无别，梨花逊白梅逊芬。扬州雪液未堪拟，刘家白堕安足珍。一酌面皱舒，再酌骨髓醺。三酌华胥在人世，太和盎盎还其真。元忠岂知仆射乐，陶潜本是羲皇人。麴生风味有如此，世间耳食犹纷纷。先生辨酒如辨士，淄渑一滴区醨淳。杜康千载尚冥感，当世哪有衔冤民。君不见，洛阳糟邱心莫逆，太白诗寄元参军。东坡吟索六从事，北海百榼言津津。愧无好句答嘉贶，使我未醉颜先頳。十日愿追河朔饮，余沥肯祭勾芒神。行沽倘许向西笑，锦坊艳拂青帘新。濡头腐胁无不可，莫待落花乱打刘伶坟。”
　　王文清说，诗中“麴生风味有如此”中的“麴”字，是“麯”的异体字，简化字为“曲”。另外，诗中“余沥肯祭勾芒神”中的“肯”字，也有说法是“宜”字。“根据上下文来看，可能‘宜’更准确些。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探讨和研究的内容。”
　　提起这首诗作，王文清对孙尔准赞不绝口：“诗中几乎每句都含有与酒相关的典故，并通过这些典故对汾酒通篇进行夸奖。不愧是知识渊博的文学大家！”
　　“‘太白诗寄元参军’这句就暗合了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一诗。”王文清举例说，这首400多字的长诗详细记述了元演与李白在不同时期的四次游历。其中记述二人同游太原的情形写道：“君家严君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行来北凉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
　　刘白堕酒、扬州琼花露酒、定瓷、华胥、陶潜、太白、刘伶、东坡、杜康等相关名酒及与酒有关的物品和名人在《饮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赋谢》诗中频现，盛赞汾酒超过世间任何一款美酒。
　　让韩克均或许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特倾家酿来娱宾”后，孙尔准产生“十日愿追河朔饮”的想法。
　　“河朔饮”在古时是指“痛饮”。王文清解释道，“十日愿追河朔饮”的意思，是孙尔准喝了汾酒后“愿追”连续“十日”跟着韩克均痛饮汾酒，其实也就是每天都想着喝汾酒。“从诗中的‘倾’字来看，当时韩克均送到孙尔准府上的汾酒数量不少，两人在推杯换盏中似乎也喝的过量，所以才能产生这样飘飘欲仙的效果。”另外，从“一酌面皱舒，再酌骨髓醺，三酌华胥在人世，太和盎盎还其真”的忘形描述来看，孙尔准在喝了汾酒后，喜爱汾酒的程度已达痴醉的境地。这首夸赞汾酒和汾阳杏花村的诗作，毫不夸张地说，是古今中外品饮汾酒后赋诗的杰作之一。
　　通读《饮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赋谢》，细心人可看出一条清晰的文化脉络——汾阳、汾酒、杏花村，孙尔准、韩克均，物和人，明有山西元素，也暗含福建元素，由此来看，这首赞扬汾酒的杰出诗作及呈现的饮酒场景出现在福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晋商常年穿梭于晋闽两省之间，福建最高行政长官的祖籍居然是出产汾酒之地……这些关键元素叠加一处，能有如此美妙饮酒诗句留于后世也就是不足为奇了。
　　其实，查阅史料，福建与汾酒早有渊源。
　　王文清在查阅史料时发现，日本宽正十七年（清嘉庆三年，公元1799年），东都书林堂出版了《清俗纪闻》一书。王文清介绍，这本书是曾为长崎地方长官的中川忠英指令其幕下官吏，对前往长崎贸易的清朝商人所做的调查记录。书中详细记载了清乾隆年间中国福建、浙江、江苏一带的民俗民风、传统习惯和社会情形等。其中“酒名”词条中，列有“汾酒、潞安酒、惠泉酒、乌城浔酒、福珍酒”。作为粮食白酒的名酒只有汾酒和潞安酒。“由此可知汾酒和潞安酒在当时福建及江浙市场属于知名品牌。”他表示，《清俗纪闻》中关于汾酒和潞安酒的记载，是目前汾酒、潞安酒在国外书籍中发现的最早记录。
　　民国《崇安县志》记载：“清初，本县茶市在下梅、星村，道光咸丰年间下梅茶市转赤石，下梅废，而赤石兴。红茶青茶向由山晋商，俗谓之晋商至县采办，运往关外销售。”这一时期，福安茶叶多先集中在崇安，肩挑过分水关进入江西河口镇。也就在这个时期，山西白酒也随着茶商来到了福建。
　　与此同时，许多与汾酒有关的实物也在福建境内被发现：在武夷山五夫镇，发现了清代“晋闽合股”茶酒契约；在福州市上下杭的山西会馆遗址出土的锡制酒器中，检测出与杏花村古窖池相同的微生物群落；泉州德化窑的匠人，曾为晋商定制过“双龙戏珠”汾酒瓷瓶……
　　史料记载，文物实证，在向世人诉说“茶酒同源”的文化密码。“一茶一酒”的智慧，正是中国商业文明的精髓！

山西晚报记者　李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