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英雄传》是马烽、西戎创作的表现吕梁山区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并最终夺取胜利的长篇小说，这也是最早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马烽与西戎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具有相近的人生经历。1922年，马烽出生于山西孝义，于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学习。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1943年返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晋绥边区文联工作。1944年至《晋绥日报》，也就是后来的《晋绥大众报》工作。
　　西戎于1922年在山西蒲县出生，1937年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参加蒲县牺盟会工作团。1939年底随吕梁剧社赴延安，驻桥儿沟进行短期业务培训。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冬又随剧社再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及后来的部队艺术学校学习。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1944年至《晋绥大众报》工作，与马烽成为同事。
　　1944年底，晋绥边区在陕北神木县王家庄召开第四届群英大会，会议期间，马烽与西戎采访了许多民兵英雄，并整理成一部长篇连载故事，于1945年6月以《民兵英雄传》为名开始发表。连载了十多回后，他们意识到这应该是在写长篇小说，便对人物、故事重新进行了设定，按照长篇小说的要求拟定纲目，由两人分别撰写，名字也改为《吕梁英雄传》，继续在《晋绥大众报》连载，至1946年8月，共连载了95回。这部小说通俗易懂、故事性极强，其中的人物如在眼前，很受读者欢迎，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农民群众非常喜欢，有些村里召集开会，要附带通知说会前要给大家读《吕梁英雄传》的第几回，村民们担心误了听小说，来开会就很积极；此外，还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这对两位作者来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还是在1946年4月的时候，小说还没有连载完，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就出版了《吕梁英雄传》的上册，据作者介绍，这个版本只收录了前三十七回。由此来看，还确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应该说，这时候作者对小说到底会写多长、写到什么时候，还没有把握，但在小说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就出版，也可能与当时国共两党的谈判有关。有资料显示，这一年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就带了这部小说。当时的具体细节如何，现在还难说清，但小说在4月出版，就于4月28日至11月19日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这不是偶然的；之后，在当年9月份的时候，延安《解放日报》又摘录刊发了已出版的上册。10月，东北书店、苏中韬奋书店也分别出版其上册。
　　由于两位作者参加土改工作，未能及时地对连载的作品进行修订，至1949年初，土改工作完成后，马烽与西戎才有可能集中时间进行详细的修改，特别是把原来的95回调整为80回，使全书的结构更为完整、叙述更加合理。194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刻，北京新华书店将《吕梁英雄传》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这也是该作在新中国的首次出版。之后，《吕梁英雄传》被各出版社多次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吕梁英雄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应该说，它是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讲话”发表后，各根据地及时开展了学习传达，文艺界的创作导向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首先，1943年在太行区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之后，在延安等地也出现了新戏剧、新版画及街头诗等创作现象。民族歌剧《白毛女》于1945年在延安上演，之后又出现了阮章竞的歌剧《赤叶河》等；小说如孙犁在1945年发表了《荷花淀》等；诗歌如1946年发表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以及田间等倡导的各类短小精悍的短诗与长篇叙事诗，如《戎冠秀》《赶车传》等。这些作品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就是直接表现抗战生活，塑造英勇杀敌的民族战士，表现了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必胜信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吕梁英雄传》于1946年开始连载，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
　　《吕梁英雄传》在艺术手法上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首先，它不同于新文学运动早期的小说，只被“圈子”内人赏识；其次，也不同于传统小说，长于描写帝王将相，而是表现出了在新的历史阶段由中国作家创作的具有民族特色、时代意义的新文学的新发展；或者也可以简单地认为，它在手法上更适应普通民众的审美习惯，而在内容上则显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是“新生活”与“旧技法”有机结合后的新文学形态。《吕梁英雄传》的优秀之处在于借助传统手法表现出了“新”的品格，如通过设计“老武”这个上级派来指导抗日工作的人物形象使“康家寨”这个吕梁山区的小村庄与中国抗战的大形势统一起来，这是作者对传统小说品质的重大提升。读者读的虽然是康家寨普通民众的抗战，但体现出康家寨的抗战是中国抗战的一部分，是在中国抗战“大”环境中的“小”体现，由康家寨可知中国。
　　《吕梁英雄传》体现出来的“新”品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由传统的道德是非判断升华为民族利益的是非判断。就是说，小说中的价值判断不是以简单的“好”与“坏”来进行的，而是以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为标准进行的，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期间尤为重要。赵自新虽然是伪军班长，但他决心要“重新做一个中国人”，作者便对这一人物给予了新的希望，把他描写为带领伪军反正的抗日战士；王占彪虽然做过伪军小队长，但他后来率队“哗变”，回到了抗日队伍，也成为了“新变”之后的抗日战士。从他们的个人际遇来看，其人生选择发生了由“投降”向“抗日”的转化，其人生价值也随之发生了转化。从其社会意义来看，这种转化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正确性，以及抗战所体现的民族利益。
　　这部小说的语言也具有突出的“时代性”特征。在语词方面，“生产”“劳动”“政府”“信号”等具有时代特征的词汇被大量地使用；同时，作者也非常自然地使用了民间俗语、俚语，表现出丰富的民间特色，使小说的语言更为鲜活生动，如“三拳敌不过四手”“强将手下无弱兵”等等。因而，《吕梁英雄传》是在继承传统手法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艺术成分来表现现代生活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创作成果。
　　《吕梁英雄传》最重要的收获是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中国普通民众从懵懂到觉醒，进而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历史画卷。小说不是从宏观的、概念的层面进入叙述，而是从微观的、具体的层面展开描写，正如作者在《起头的话》中所言，只是写一个故事，虽然是“一个小村子里的事情，但也可以看出晋绥解放区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艰苦奋斗的轮廓”。这个“小村子”，在小说里叫“康家寨”，是千千万万个中国的山地村庄，具有典型性，这里“土地肥美，出产丰富，正是一个好地方”，人们世世代代在这里耕作放牧、生儿育女，过着安逸、恬淡的生活；但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进入山西，那种安宁的生活被打破了，亲人被杀害、财产被掳掠、房屋被烧毁、土地被霸占，善良宽厚的人们在突然之间进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不知哪天就会失去生命。那些勇敢者开始进行反抗。但这种反抗是零星的、无组织的，也是缺乏战略部署与明确目标的。老武等共产党人来到了康家寨，组织并发动群众，团结动员大家组织起来抗击日寇。雷石柱等村民在老武的带领下进行了积极的、主动的、富有成效的抵抗，终于把汉家山据点的日军赶了出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吕梁英雄传》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抗日”的故事，而是生动地描绘了康家寨人民在历史潮流的推涌中逐步觉醒、奋而抗击的必然，他们由最初的迷茫懵懂到本能的抵抗，再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终于成为觉醒的、自觉的、显现出人民力量的抗日战士，有步骤、有计划、创造性地给日军以有效的杀伤，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转变是《吕梁英雄传》最深刻的历史含义，是这部小说最具现实意义与历史深度的艺术表达。

杜学文

编辑手记
《吕梁英雄传》的历史意义

　　《吕梁英雄传》由作家马烽与西戎共同创作，是我国首部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抵御日本侵略者的长篇小说。
　　《吕梁英雄传》是晋绥解放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物质条件极为落后、文学创作较为薄弱的时代，它领跑了解放区长篇小说的创作；同时，作品表现的火热战斗生活所引发的强烈关注，不仅有力地宣传了抵御外辱的民族精神，同时也鼓励了一批批热血青年走向抗日战场，在精神层面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为“山药蛋”派代表作品，《吕梁英雄传》用带有山西地方风味的语言表现革命题材，生动彰显了伟大抗战精神。
　　小说塑造了一批鲜活的英雄人物形象。雷石柱作为民兵队长和党员，勇敢机智，善于发动群众，带领民兵多次粉碎敌人的进攻，体现了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康明理从一个对抗日斗争持观望态度的普通农民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抗日战士，他的转变反映了普通民众在抗日战争中民族意识的觉醒；康顺风作为康家寨的村长，起初对抗日持消极态度，但在敌人的暴行和村民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只有反抗才能生存；孟二愣在小说中是一名民兵骨干，性格直爽、作战勇猛，他在战斗中屡立战功，但也因鲁莽犯过错误，他的形象展现了民兵战士的成长与成熟。
　　正如作者所说：“我们的创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对吕梁山区敌后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的真实而生动的描绘，热情歌颂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功绩，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作‘一枝一节’的形象化记录。”

关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