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部队组织县武装部的领导们到大庆参观。父亲来信告诉我，他将在29号到北京，我那时正在北京当兵。父亲到北京后，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第二天，我赶到军区大院85号楼，找到父亲住的535号房间。父亲看到我，高兴得笑了出来。
　　我1977年11月离开家，那时已经有10个月没见到父亲了。见到父亲，他果然还跟在家一样，头上稀疏的短发，还没有全白，胖胖的身子，身体跟以前一样健康。
　　我们就坐在床边，说了一个多小时话。
　　我要走了。我们走出房间，父亲拉住我，又近近地看我。我穿着军装，瘦瘦的身材，似乎比他还高了一点。在家时，在他眼里，我一直是个小孩子。现在，他看到我长高了，长大了，心里应该是安慰的。父亲看着我笑，可眼里湿湿的。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严肃的时候多，我还没有这么近地靠近过父亲，我似乎能闻到他嘴里的气息，身上的温度。我好像也从没有看到过他笑得这样开心，笑得脸上多出了许多皱纹。
　　父亲他们从大庆参观回来，在北京停留了两天，组织他们瞻仰毛主席遗容，到中南海参观周总理事迹。其间还有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他就到部队来看我。
　　我们从营房出来，我送他到公交车站，路过我们的炮场，他轻声问我：“在部队，挨过批评没有？”父亲深知部队生活，他是生怕在家没有吃过苦的我，跟不上部队的节奏。我说：“没有。我把班长要求的都做好了。”他又笑，眼里又湿润润的。
　　记得我当兵走的前一天晚上，母亲说我太小了，那年，我才初中毕业，不该这么小就去当兵。母亲告诉我，到了部队有什么困难就给家里写信，而父亲似乎很干脆地说：“我就一条，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就基本上是个合格的兵了。”到了部队，我一直记着父亲说过的这句话。
　　第二天，父亲坐晚间的火车回榆次。我们又约在天安门广场见面。见面后，我们先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相，然后游览了故宫。中午在前门吃了饭。下午还有点时间，父亲说：“哪儿也不要去了。你早点回部队去吧。”
　　我的部队在北苑，我们就一起走到王府井，正好104路电车来了。我说：“爸爸，我回部队去了。”上了电车，我向他摆摆手。他又笑着看我，眼里又是湿湿的。父亲的眼神里有欣慰，他看到儿子在部队有了成长。这下，他放心了。我看父亲，他老了些，可他内心是高兴的。
　　父亲去世后，一次我回家看母亲。我将我在《检察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给母亲看，我以为母亲会高兴。谁知，母亲拿住报纸，怔怔地看着报纸上我的照片，一下哭了，冲着我说：“你老了，那时你才十六七岁，像个娃娃。”报上的内容写的是我复员时，战友们送我一本词典的故事，附了一张我在部队时的照片。
　　“你走以后，你爸可后悔呢。说不该让你去当兵，应该继续让你上学，你不该去，当时还太小了。”
　　现在想来，当年父亲鼓励我勇敢地到部队去，其实他跟母亲一样，心里也装着许多不舍和不放心。
　　我在部队有记日记的习惯。那次我与父亲在北京会面的情形，日记里一定有记载，可那本日记却偏偏丢失了。
　　当年我与父亲在北京见面的这些细节是父亲当年在一个小红塑料皮本里写下的，父亲也同样有记日记的习惯。
　　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与父亲的这张合影，眼前就会浮现出父亲到部队来看我时的情景，想到他那时欣慰的笑和他总是有些湿润的眼睛。

李砚明（榆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