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时代
母亲的时代
八十岁后,母亲慢慢慵懒起来,若没人陪伴,绝不肯自己下楼散步遛弯。她从房间这一头踱到那一头,或者攀住窗户朝外看。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甚至有些严厉地谴责她懒惰。她小声嘟囔,眼里透露出一点胆怯。我心里一惊,时间无情,让这个经历过时代大变革、无所畏惧的母亲变得胆小怯懦,她害怕没有人陪伴的外出,害怕磕了碰了家人不知道,害怕一个人面对越来越陌生的世界。
母亲老了。掐指一算,这个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人,已经86岁了。30年前就生起的白发越来越“疏朗”,渐渐遮盖不住头皮,皮肤褶皱越来越深地嵌入脸面,像过去农村田地里因干旱裂开的一条又一条缝隙。她本就寡言,现在更是极少讲话,我暗自揣测,那些连我都觉得陌生的词汇一定使她恐慌,自媒体、短视频、云平台,八十六岁的她除了田里地里邻里,何曾倚仗过任何一个词语活着。
这都是些啥呀?起初母亲还会问,大概问过还是不懂,便不再费劲,逢着后辈热火朝天讨论,她就瞪起眼睛迷茫空洞地张望,有时实在憋不过,会悄悄嘀咕:不能吃不能喝的,弄那干啥。听得人心里难过,曾经的母亲,可是担着全家人吃喝拉撒、十里八村有名的刚强人啊。
母亲1939年出生于运城市夏县胡张乡西谷村,18岁嫁到两里外的胡张乡朱村,因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家里的农活便全部压在母亲身上。母亲性格绵善,却也坚韧,对于生活中遇到的所有苦难,她从未抱怨过一句,总是积极乐观地面对。她不爱多说话,好像每句话都是我们吃的玉米饼,要掰成小块细嚼慢咽;然而她的手却从未闲着,如枯枝般常年伸在风霜雨雪里,被粗糙日子磨出了厚茧。
记忆里一个冰天雪地的寒冬,母亲带着六岁的我参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去河沟拉石头,别人家都是壮劳力,石头拉得又大又多,母亲搬不动,就拣小块的装了满满一平车。山路湿滑,她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六岁能有多少劲儿,根本帮不到母亲,眼看着平车卡在一个石塄处,母亲使劲朝前拽拽不动,平车往下溜,拖着她退了三四尺远,她吓得脸色发白,也没松手。后来母亲告诉我,松手就完了,计不到工分,还会损坏平车。幸亏村里人看见及时出手帮助,要不然后果不敢想象。
直到今天,说起这件事,母亲仍会唏嘘:当年日子苦,挣不到工分就要饿肚皮。
大兴农田基本建设是冬闲时的捎带,农民真正的劳作是播种收割。夏收总是抢收,和老天爷抢饭吃,母亲弯下腰如一张拉满的弓,在麦浪里起伏。麦芒像无数细小的尖针,刺进她细瘦的手腕,渗出淡淡的血痕,点点斑斑,伤痕累累,她却从不在意,只是看一眼就低头复又挥镰,仿佛连疼痛也须收割入仓。秋收更漫长,母亲听到生产队响铃就上地,把玉米、谷粒收割下来,肩扛手提,一步一步送到队上去。
母亲素来体弱,走路时身子微微摇晃,似乎一阵风便可能刮倒她。可她的脚步却很执著,踏在坎坷泥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像是把大地也踩得陷下去几分。工分簿上的数字少得可怜,母亲却从不提起,只如同搬运工般默默负重前行——仿佛数字从来不是她所关心的,只消担起,便只管担起而已。
或许饥饿是母亲全部的记忆底色,她最见不得后辈浪费粮食,每每会向我“忆当年”,说到动情,难免一把鼻涕一把泪。
那些年的春天总是来得特别迟,盼啊盼啊才盼到,母亲就带我们到田野里挖野菜,她蹲在田埂间,用枯瘦的指头掐断嫩芽时,无声无息,像春草抽枝一样自然。晚上,她就用这好不容易采来的野菜熬汤,锅里总是水多菜少,清汤寡水地沸腾,窜出一股青草气。我们为这新奇欢欣,母亲却总是端着粗陶碗,坐在门槛上默默啜饮,碗中倒映着一张平静无波的脸。
后来母亲回忆,当年大家都一样,日子磕磕绊绊过,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劳作,也没什么稀奇,唯有一件事情是她所不能忍的,那就是孩子。好像我哥和我妹都曾生过同一种病——肺炎,如今只消几颗药片就能治疗的小病,当年能要人命。我哥得病那年大概十岁,队里的赤脚医生诊断说没治了,家里人把我哥戴的长命锁都摘下来,准备后事。母亲却不甘心,连夜跑去乡里,千恩万谢求卫生院的大夫去看看,大夫拗不过她,喊出大价钱,母亲答应了,那支青霉素救了我哥的命,母亲把藏在柜底的钱都拿出来都没够,又给大夫包了二十颗鸡蛋。小妹得病时年龄更小,也不知道是得了病,只看她脸红通通的,发烧,嚷着要吃梨,记得是冬天,村里只有一家人在地窖里藏了秋梨,母亲便去人家家里央求,好话说尽才求下一颗,炖了喝汤,把小妹治好了。我小时候身体弱,在同龄人里像小萝卜头,有一次和几个孩子一起玩,被推到土台子下面,当天晚上浑身发冷颤抖不已,母亲守了我一整夜,生怕我有个闪失。
这些事情少说也有五十年了,母亲提起来仍像昨天发生似的,能记得每一个细节。后来我们全家搬到侯马生活,离开老家,母亲却在心理上愈发亲近,尤其近年来,她总想回老家生活,好像家乡的一条路、一棵树、一片田,都能勾起她的回忆,她会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述那些过往的事情,会习惯性地坐到土灶膛前,看火苗舔舐着锅底,跳跃的火光映照着她脸上细微的纹路,也映照着她那无声的身影——那影子在墙壁上晃动,像老树盘根一样坚固。
每当这个时候,我也会一次又一次想起过去那些个夜晚,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火光映亮母亲半边清瘦的脸颊。她坐在那里,目光凝视着跳跃的火苗,宛如凝望着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她静坐,不言不语,仿佛在火焰里寻得暖意,也寻得些许安息。更多时候,她来不及凝视,她有那样多的事情要做,纺线、织布、纳鞋底、缝衣裳,她借着炉火的光,将身体俯得很低,只听见手部运动引发的声音。再大些,我上学了,夜里伏在桌边写字,母亲会轻轻走过来,默默抚一抚我的头发,那手粗糙却温暖,如灶火余烬般带着沉稳的温度。
母亲一生劳碌,终归留不下什么轰轰烈烈的言语;她只是以血肉之躯,默默在吃喝拉撒间跋涉。这世间多少喧嚣最终都化作了飞尘,唯她那无声的坚韧却如磐石般沉入大地。我后来才明白,原来世间最深厚的温度,便生于这最沉默的燃点:火苗舔舐锅底之处,母亲无声的轮廓便在那里摇曳——是无数中国母亲们被苦难岁月雕刻出的塑像,瘦弱却未曾倒下,无言却照亮过无数寒夜。
我会每天抽时间陪母亲散步,沿着长长的路慢慢地走,风从路边树叶的缝隙刮下来,将母亲的衣摆轻轻掀起,把她的头发丝微微翻动,露出她的耳朵,我会在她耳边轻轻讲解: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将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也正在改变当下,但是它无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无法改变一个人与故乡的关系,更无法改变那些已经发生过的、在我们之间流淌的过往。我也会经常带母亲回到故乡,在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地方寻找过去的影子,不断向母亲指明那些正在进行的深刻而长远的变化,借此向母亲说明,这不只是年轻人的时代,也是母亲你的时代。
我看得出来,母亲正在慢慢敞开、接受,拥抱这个属于她的新时代。
□郭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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