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朝代草创之时，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都很精当，但随着政权的稳定，机构便越来越庞大、人员编制也越来越超编，但皇帝却并不愿意对此进行改革，这是怎么回事呢？
　　宋朝有一个叫王禹的大臣，时任刑部郞中、扬州知州。有一年，他给皇帝上书，进言了五件事，其中的第二件，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开宝年间设置官员极少，一州只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也未曾耽误政事。以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又有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库、监酒、专买征税又加四人，曹官之外，另外增加司理……”王禹进而指出机构臃肿的危害性：“查问各州的租税，比往日减少，查问当地的百姓，逃亡多于旧时……百姓怎么受得了！”王禹的这次上书，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让皇上知道机构臃肿的危害性，进行机构改革，裁撤多余的机构，裁减冗员，减轻百姓的负担。但皇上采纳王禹的建议了吗？根本没有，什么原因呢？这要从宋朝的立国说起，宋朝的建立，是太祖赵匡胤当年依靠手中的军权，夺了柴家的江山。因此，宋朝皇帝一直害怕臣子们效仿太祖皇帝当年的做法，也来个“陈桥兵变”，夺了老赵家的江山，便把“维稳”工作当成了重中之重。除了对拥有兵权的武将严加防范之外，也对文臣极尽笼络之能事，把“养士”当成基本国策，给士大夫们一个官职，把他养起来，不让他有捣乱的念头。所以，朝廷付给那些冗员的工资，就相当于“维稳”经费了。在王禹看来，这钱花得太不值了，但皇上却认为花得很值，花钱买来稳定，确保帝国江山永固，确保大宋王朝世世代代永远姓赵，这还不值吗？
　　清代的官方机构中，设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这六部中，工部是最没什么行政实权的，因为它就是管工程建设的，而且，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工部的那点权力逐渐被洋务派所取代，工部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闲散机构，有它没它没什么大不了的。因此，工部的官员们也是最轻闲的，从部领导到普通职员，都没什么事儿可干。工部的官员们也都乐得如此：工作轻闲，还白拿一份工资，趁机还能做自己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但工部中也出了一个死心眼儿的人，这个人是工部郎中秦树声。有一年，秦树声被外放做知府，按照惯例，官员在外放之前，皇帝得召见一下。于是，光绪和慈禧便召见了他，召见结束后，慈禧随便问了他一句：“你经常到衙门上班吗？”秦树声是个实心眼儿，就实话实说了：“不常到。”慈禧忙问他为什么，他老老实实地说：“因为没什么事需要做。”慈禧接着又问：“你们部的领导经常到衙门上班吗？”秦树声继续回答说：“也不常去，因为没什么事可做。”因为秦树声的“直来直去”，使慈禧了解到了“工部官员整日无事可做”“工部是个可有可无的机构”这一事实。照理说，应该立即启动改革，将工部撤掉，将那些尸位素餐的家伙们打发回家，但事实上，慈禧根本没有裁撤工部、裁减人员，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的形势，革命、改良、立宪的呼声持续高涨，严重威胁到了政权的根基，慈禧迫切需要拉拢手下的臣子，迫切需要收买人心，以使他们忠于“我大清”，这个时候如果进行机构改革，让一部分人下岗，就会激化矛盾，等于自掘坟墓。慈禧的脑子没进水，所以她才不会干那种傻事儿呢。花点儿钱养闲衙门、养闲官，是朝廷笼络人心的策略，只要对“维稳”有利，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裁撤冗员而导致政权危机的事，在历史上是有过先例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崇祯皇帝朱由检身上。
　　明崇祯年（1628年），朱由检意识到驿站制度有很多弊端，人浮于事现象特别严重，已经成了财政负担，就决心进行改革，精简驿站、裁撤冗员，被裁撤的冗员中，有一个叫李自成的银川驿站的驿员，下岗后的李自成憋了一肚子气，终于举起了反旗，也为大明帝国的灭亡敲响了丧钟。这样看来，皇上之所以不愿意进行裁减机构、裁撤冗员等改革，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现象的危害性，主要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宁愿花钱养活一些闲人，以防止他们闹事儿。毕竟，让纳税人花一些冤枉钱，比让自己的政权下台要无足轻重得多，这个账，只要脑子没进水的统治者，都能算明白。这也正是历朝历代机构改革难以进行的原因所在。

唐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