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阕——宋词里的大宋小史》　常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独辟蹊径，以一首首宋词为落笔之处，巧妙地将文学与历史深度融合，精心勾勒出宋代历史与社会那丰富多元的多维面貌。翻开这本书，能清晰地看到君主与臣子在权力博弈间，那藏于心底的深沉谋略，以及无奈又令人叹惋的命运轨迹；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曾经辉煌的盛世王朝，在内外诸多挑战的夹击下，所历经的兴衰沉浮，宛如潮起潮落般令人感慨万千。
　　无为有为之间
　　说起宋仁宗赵祯，人们并不陌生，作为“狸猫换太子”的主角，他的形象随着戏曲、笔记小说等多种艺术形式早已深入民间，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撇开这段宫闱秘闻不谈，单说这位宋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就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宋仁宗在位42年，整个北宋共历九帝167年，仁宗一朝就占了四分之一的时间。这42年间，边事太平，经济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鼎盛气象。他执政的一个重要特点——“仁”，成了他耀眼的标识。仁宗之“仁”首先体现在对臣子的宽容仁厚上。包拯斥张尧佐事，包拯指陈三司使张尧佐不作为，要仁宗撤掉其职务，面对包拯的奏折，仁宗最后改任张尧佐其他职务，包拯却不依不饶，带着七名谏官和仁宗死磕到底，言辞激烈处，包拯的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脸上，仁宗虽没被惹恼，最终张尧佐也没做成节度使和宣徽使。还有一次，梳头太监干涉朝政，仁宗认为他挑拨君臣关系，坚决将其削减出宫。北宋的台谏体系由宋仁宗一手扶持起来，谏官职能不断强化，在仁宗一朝，谏官可广泛参与国事，且“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仁宗朝任谏官的67人中，有40人都得到了升迁。同时，仁宗律己悯人。他担心随从因服务不到位而受到责罚，即使口渴难耐，也要“忍渴而归”；处理奏章到深夜，饥肠辘辘，想喝羊肉汤，但想到会造成宫中奢侈浪费，便忍下一时之饥；面对官员敬献的蛤蜊，因其花费巨大，最终未动一箸。此外，仁宗对文人宽待。苏辙参加制科考试，依据道听途说写下过激之言，仁宗看过此论后大赞苏辙敢于直言，授予其商州军事推官一职。老秀才写“反诗”，仁宗认为他不过是“急于仕宦而为之”，不但没有问罪，反而给了他一个司户参军的官职。仁宗在位期间，文人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局面，42年间，没有一起文字狱。仁宗的仁政最终赢得了民心。他驾崩之日，“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敌国皇帝耶律洪基都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宋仁宗虽有其统治后期的弊病，但他造就了一段长达42年的和谐与繁华，为宋代皇帝们赢得了一点荣光。
　　变革风暴里的孤家寡人
　　两宋18代皇帝大多碌碌无为，真正可圈可点的并不多，除太祖、太宗、仁宗外，值得一说的可能就剩下宋神宗赵顼了。这位只活了37岁的皇帝，曾经在朝野上下轰轰烈烈地掀起过一场变革风暴。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驾崩，19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他即位伊始，不得不面对祖宗留给他的巨大财政危机。此时，宋王朝已运行百年，显现出疲态，连年的岁贡令国库空虚，仁宗、英宗的葬礼费用更让财政雪上加霜，庞大臃肿的官僚体系也让朝廷不堪重负。年少气盛的宋神宗赵顼决意掀起一场改革弊政的风暴。他先是找到了宰相韩琦，然而韩琦称病坚辞相位；他又找来了富弼，富弼也早已不复当年锐气，对他的改革热情泼了冷水。在孤独的行走中，宋神宗发现了王安石。早在仁宗朝，王安石就曾写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宋王朝内部的诸多危机，并提出改革方略。神宗即位后，将王安石任命为江宁知府，六个月后调入京师，任命为翰林学士，很快召其“越次入对”，话题直指改革。王安石力主变法，并呈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从吏治、科举、农业等方面提出诸多改革方案，令神宗大为赞赏，旋即将王安石擢升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其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始着手变法事宜。王安石的到来，令宋神宗陷入了更深的孤独。王安石确实有着过人的政治才能，在他的主持下，均输、青苗等诸项新法相继出台，宋王朝的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然而，王安石执拗的性格也让他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树立起了太多的敌人。朝中守旧势力和宗室外戚的利益被触及，他们围攻王安石，更煽动两宫皇太后教训新皇帝“祖宗法度不宜轻改”。面对整个朝堂的反对声，宋神宗没有动摇自己改革的初衷，他始终信任王安石，力排众议，给了王安石更多的权力，同时罢退了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宋神宗第一次对自己力推的改革产生强烈的挫败感，源自一幅《流民图》。熙宁七年（1074年），大旱之年，郑侠献上《流民图》，并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黜新法。呈现在神宗面前的《流民图》充满了饥饿和死亡，这让他开始怀疑变法的初衷。最终，他暂停了多项法令，王安石也不得不辞职。虽然后来王安石回京复职，但熙宁九年（1076年），由于爱子王雱英年早逝，加之旧派势力不断施压，王安石再次递交辞呈，退居金陵，再也不问政治。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宋神宗将年号改为元丰，开始元丰改制。元丰改制实际上变成了宋神宗一个人的改革，但这次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降低了行政效率。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皇室内乱，宋神宗出兵五路进攻西夏，结果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年），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西夏横山地区，不料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宋军折损军兵数十万人。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神宗听到永乐城陷的消息后，“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元丰八年（1085年），这位一心想成为尧舜之君的皇帝终于一病不起，驾鹤西去，年仅38岁。宋神宗的富国强兵之举，换来的是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的变法最终失败，也没能改变宋王朝病入膏肓的命运。
　　在虚拟的情境中播撒离愁
　　身处富贵优游之中，却以娴雅离愁之词见长，品读晏殊的《珠玉词》，总感觉华丽有余，而亲切不足。晏殊七岁能属文，景德初，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此后，他的仕途顺风顺水，一路做到宰相的高位。本身就少年得志，加上身处仁宗朝这样的承平时代，晏殊的日子极为好过。他将燕集游乐当作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晏元献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每有嘉客必留，设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与宾客赋诗，率以为常。在这样的生活中，晏殊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他的词作多在酒宴上完成，内容多铺陈男欢女爱、相思离别，且极度彰显出富贵之色。如《更漏子》中“蜀弦高，羌管脆。慢飐舞娥香袂。君莫笑，醉乡人。熙熙长似春”，细腻描摹了鼓乐升平之中歌妓们的高超舞技和曼妙舞姿；《长生乐》中“红鸾翠节，紫凤银笙。玉女双来近彩云。随步朝夕拜三清。为传王母金箓，祝千岁长生”，则是典型的祝寿词，充满了富贵之气。晏殊对富贵之词的表达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这样的词句才是真正善言富贵者，而“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则过于直露。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尽力回避着富贵，但骨子里却难掩那份远离乡野俚俗的倨傲之气。他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以及《蝶恋花》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都是广为流传的名篇。然而，读着这些文采绮丽的小令，总感觉像是隔着一层，有一种疏离之感。他的离愁别绪，总感觉缺少了一份行路的征尘和世事的风霜。晏殊在为官之道上以一生的明哲保身、守成忌变维持着自己的富贵之气。在以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为主导的庆历新政中，他对这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不置一词，有意与这些改革闯将划清界限，以免引火烧身。他的这种态度，引起了欧阳修的不满，欧阳修曾作《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规劝他应以边关军事为重，不可沉迷于享乐。晏殊与欧阳修最终交恶，欧阳修在晏殊去世后，在《晏元献公挽辞》中用“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概括他的一生，毫不留情面。晏殊少年时以率真与诚实为自己的人生铺就通途，但他的文字从此多了一分隔膜，人生也少了一分真诚，这也许就是生存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