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究人情世故的古代官场，“避嫌”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自律行为。
　　北宋真宗年间，有位官员名叫唐肃，官至待制。他与当时炙手可热的晋国公丁谓是莫逆之交，两家宅邸恰好门对门，往来十分便利。有一次，朝廷即将擢升丁谓为宰相的消息传来。这本是友人的大喜事，唐肃听闻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他悄悄地开始张罗，举家搬迁到了城北居住。
　　这个举动让不少人感到困惑。毕竟，与未来的宰相为邻，在常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面对疑问，唐肃坦诚地解释道：“我与丁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如今他即将身居高位，位极人臣。我若还住在对门，依旧频繁走动，外人见了，难免会认为我有攀附权贵、趋炎附势之心，徒惹非议，也令丁谓为难。反过来说，如果我因为避忌，十天半月都不去拜访一次，那些好事之徒又必定会猜疑，说我们之间生了嫌隙，闹翻了脸。与其左右为难，授人以话柄，不如索性搬离此地，彻底避开这容易引人猜疑的位置。”唐肃这番考虑，心思细密，将人情世故与官场流言可能带来的困扰都想到了前头，主动划清界限，保全了双方的清誉，也避免给朋友添麻烦。这种“避嫌”，是对友谊的另一种守护。
　　无独有偶，到了宋神宗熙宁初年，新法推行之际，类似的一幕发生在另一位名士身上。负责监管洛阳粮料院的官员王正甫，一日设下家宴，邀请了三位宾客：著名理学家邵雍、后来以《青箱杂记》闻名的吴处厚，以及王安石的弟弟王平甫。接到邀请的邵雍，仔细思忖了赴宴者的身份和性情，最终托病婉拒了这场聚会。
　　次日，王正甫见到邵雍，关切地询问他昨日为何缺席。邵雍也不隐瞒，直言道：“在座几位的性情，我略知一二。吴处厚兄为人耿介，喜欢议论时事，尤其对新法常有微词，言语间不免讽喻执政。而王平甫，他是王安石之弟，与王安石手足情深，若有人当着他的面直言指责其兄，他必然难以容忍，情急之下恐生冲突。这几位同席，话题一旦触及敏感之处，气氛极易紧张，言语间若起龃龉，传到朝廷耳中，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风波。这便是昨日我不得不辞谢的缘由。”邵雍的分析入情入理，预见了可能的矛盾点。
　　王正甫听后，大为叹服：“先生料事竟如此精微！昨日宴席之上，吴处厚果然又议论起王安石和新法，言语间颇多指摘。王平甫当即变了脸色，愤懑难平，甚至要一一记录下来，上奏朝廷弹劾。我费尽唇舌，竭力劝解，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一场寻常饭局，因人物关系的微妙，差点酿成政治风波，足见当时环境之复杂。邵雍以德行高洁、洞察世事著称于世，居洛四十年安贫乐道，深居简出，极少参与应酬。连一顿饭的邀约，他都如此审慎避让，正是源于他对世情深刻的理解和对自身清誉的自觉维护。他避开的不是饭局，是可能招致是非的漩涡。

□江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