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范仲淹，人们都知道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范仲淹还是一位“水利专家”，他一生中留下许多利国利民、泽被后世的水利工程。
　　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33岁的范仲淹赴任泰州西溪盐仓监官。这个职位虽小，却让他亲眼目睹了沿海百姓的疾苦——每逢秋汛，海潮如猛兽般冲破年久失修的堤坝，淹没农田，毁坏盐灶，百姓流离失所。海水退去后，留下的只有白茫茫的盐碱地，寸草不生。这一幕深深刺痛了范仲淹的心，尽管修堤并非盐官职责，他仍毅然上书江淮发运副使张纶，痛陈海患之害，建议重修捍海堰。
　　面对唐代旧堤“常丰堰”早已坍塌、海岸线变迁的难题，如何确定新堤路线成为首要问题。在科技不发达的宋代，范仲淹多次亲临海边考察，最终在老渔民的启发下，想出了“稻壳定线”的妙法。大潮汛期，他发动沿海百姓将一担担稻壳倾倒在海滩上。潮水上涨时，稻壳随波逐流；退潮后，稻壳留在最高潮位线上，形成一条蜿蜒曲折的天然标记线。范仲淹当即命人沿此线打下木桩，确定了新堤的走向。
　　天圣二年（1024年）秋，工程正式启动。4州4万余民工齐聚，从虎墩（今东台富安）至刘庄（今大丰境内）分段施工。然而天公不作美，隆冬时节雨雪交加，海潮汹涌，刚筑起的堤段屡被冲毁，200余名民工因冻饿劳累而死。反对声浪四起，有人上书称此乃“天意不可违”，朝廷派员视察后一度下令停工。
　　危急时刻，范仲淹临危不惧，顶风冒雨，日夜视察，甚至捐出全部俸禄补贴工程。3年后，在张纶和胡令仪的坚持下，工程终获续建。天圣六年（1028年），这条长达150里的捍海堰终于竣工，形如巨龙横卧黄海滩头。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恰逢太湖流域大水，灾民超过10万户。经过实地勘察，他发现古娄江、东江已淤塞成陆，太湖泄水仅剩吴淞江一脉，而吴江塘路又阻碍洪水东泄。面对这一全流域性难题，范仲淹创造性地提出“修围、浚河、置闸”三策并举的治水方针。
　　他首先组织疏浚白茆、福山、茜泾等“五大浦”，导太湖水东南入松江，东北入扬子江与海。为防新浚河道再次淤塞，每疏一河必设闸门——平日闭闸防潮沙，旱时开闸引水，涝时闭闸拒洪。福山闸“依山麓为固”，后人称“范公闸”，其法沿用至元代。
　　针对苏州“地卑如沼泽”的特点，范仲淹大力修复五代时期的塘浦圩田体系。他在奏章中描述：“江南旧有围田，每一围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水，涝则闭闸拒害。”这种将治水与治田结合的方法，妥善解决了蓄泄矛盾。
　　工程初见成效时，范仲淹又筹划将吴淞江下游“盘龙汇”裁弯取直。这段河道“直线十里，迂回四十里”，每逢大水必致泛滥。然而朝廷一纸调令，使他“未遑兴作”。离任前，范仲淹仍上书力争：“江海善下，故得为百谷之王……每春理其闸外，工减数倍，亦复何患？”但反对者以“沙因潮至，数年复塞”为由阻挠，最终只有五河得以疏浚。
　　范仲淹的治水理念却成后世圭臬。明清两代治水皆循其法，直至今日太湖流域治理仍可见其影响。而那条横贯苏北的捍海堰，历经千年沧桑，堤基犹存，后人称之为“范公堤”。堤成之日，“农事、课盐两受其利”，逃亡百姓纷纷返乡。为纪念范仲淹、张纶、胡令仪三人之功，沿堤建有多处“三公祠”，甚至有灾民改姓范氏以表感激。
　　如今穿行在古范公堤遗址上，每当海风拂过路旁的古老砖石，仿佛仍在诉说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故事。

□钱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