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江波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资深出版人

《河曲民歌》

　　河曲民歌（俗称“山曲”）是流传于我省河曲县及周边地区的传统音乐形式，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兼具学术研究、艺术审美和文化传承等多重价值。其内容以表现农耕劳作、爱情婚姻为主体，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曲调高亢悠扬，生动展现了晋西北黄土高原的地域文化特质。
　　《河曲民歌》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将河曲民歌置于晋陕蒙文化交汇区的人文生态系统中，通过剖析代表性传承人的艺术实践，融合音乐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系统探索传统民歌的活态传承机制与创新发展路径，为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范式。

杨东杰

荐书人品读

　　在晋西北苍茫的黄土高原腹地，黄河以千年不息的奔流之势，在沟壑纵横的梁峁间冲刷出一条文明的走廊。那回荡在河谷间的涛声，既是自然造化的天籁，更是滋养出河曲民歌的母体音源——这片被河水浸润的黄土地，孕育出了《走西口》这样饱含血泪的民间绝唱。当这本由两位知名学者李国英与弓宇杰联袂创作的国家非遗大众读物《河曲民歌》置于案前，完整呈现“从《走西口》到非遗活态传承”为题的厚重文本，这本书不仅是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深情解码，更为中国区域性非遗保护实践提供了一套极具开创性的理论图谱与行动指南。正因于此，这本书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西省保护成果丛书”。

“多维透视”的非遗解码体系

　　这本《河曲民歌》的卓越价值，首先在于它构建了一套“多维透视”的非遗解码体系。著作开篇并未急于进入音乐本体，而是以地理学家的严谨与人类学家的视野，将河曲民歌置于晋陕蒙“文化金三角”的宏阔生态之中。两位学者李国英、弓宇杰以犁铧深耕的笔触，系统剖析了沟壑纵横的黄土地貌如何塑造了河曲民歌高亢悠扬的声腔特质，晋商驼铃与走西口的血泪史如何沉淀为歌中“大雁飞过泪长流”的集体记忆。这种将艺术形式还原为“文化有机体”的研究路径，使河曲民歌不再是悬浮的旋律碎片，而是深深扎根于三晋大地血脉的文明胎音。
　　更为珍贵的是，《河曲民歌》实现了“田野体温”与“学术理性”的完美共振。学者李国英背井离乡扎根河曲的田野坚守，弓宇杰穿梭于学术殿堂与民间舞台的跨界视野，共同熔铸了这部饱含温度的人文读本。书中对贾德义等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史的精微记录并非是简单采风，而是以“声音人类学”的自觉，捕捉艺人在吟唱间隙的叹息、眼神与皱纹背后的生命史诗。当耿生廉教授沙哑的《想亲亲》在学术文本中被赋予情感阐释，当二人台代表性传承人的即兴创作被纳入“活态基因库”分析，冰冷的学术术语被歌者的呼吸焐热，民间智慧的活性密码由此显现。

对“非遗活态进化论”的实践探索

　　《河曲民歌》最富前瞻性的突破，在于其对“非遗活态进化论”的实践探索。第四章“河曲民歌的传承”堪称全书的华彩乐章。作者犀利指出：传统“博物馆式”保护只能延续民歌的物理形态，却可能扼杀其自我更新的文化本能。他们提出“生态位重构”策略——通过民歌与二人台的共生互哺、文旅融合的场景化再造，乃至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裂变，为河曲民歌构筑适应当代社会的全新生态位。书中记录的“三黄”推广案例正是将学术洞见转化为传播势能的典范，这也证明了非遗传承绝非抱残守缺，而是一场基于文化基因的创造性嬗变。

隐含的“传承主体辩证法”

　　值得深思的是，《河曲民歌》一书中隐含的“传承主体辩证法”。李国英作为“在地化知识分子”的深耕，与弓宇杰作为“外部催化剂”的牵引，构成了国家非遗代表性项目——河曲民歌保护的双引擎模式。两人因学术分歧争得“面红耳赤”却又能并肩前行的历程，恰是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微观写照。这种模式超越了常见的“学者—艺人”二元结构，搭建起政府、学界、传承人、商业机构的立体网络，为区域性非遗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协作范式。
　　在文化自信成为时代命题的今天，《河曲民歌》的深层启示在于：非遗保护的本质不是将文明标本装进玻璃展柜，而是要守护那条让文化DNA持续转录、翻译的生命之河。当河曲民歌在本书中完成从“黄土悲歌”到“文化IP”的蜕变，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古老艺术的当代新生，更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安顿精神原乡的智慧。这部著作恰如一把青铜钥匙——齿纹间铭刻着历史的密码，手柄上温润着今人的体温，轻轻转动，便能打开那扇通往文明永恒性的秘境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