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倩蓉

　　素有“表里山河”之称的山西，在抗战时期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均以山西为核心区域或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山西人民的生活状况一度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因此，当作家将一个个生动人物落于纸上时，其所具备的典型意义自然不言而喻；而值得注意的是，其时涌现出的作家，并不止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为什么在漫长的时间里，赵树理一度成为文坛的旗帜、“山药蛋派”作家一直为人所称道？我想，这与他们的独特经历以及创作精神密不可分。他们同身边的战士、周围的群众休戚与共、亲密无间，可以说，他们所写的人物就在他们眼前、他们要讲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们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吟诵着时代之歌。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据陈荒煤引述，这一时期，赵树理在一次访谈中特地谈到自己的艺术追求：“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因此，他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都最朴素、最具体地践行了文艺大众化的观念。作为“山药蛋派”中坚作家的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大都是在山西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后又在晋绥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化工作，《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喜事》《村东十亩地》等作品，受到农民读者的广泛欢迎，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们先后调回山西从事文艺工作，更是掀起了“山药蛋派”文学发展的高潮。他们从农民的实际利益出发，清醒地反映农村的现实生活，塑造了丰富的农民形象，充盈了现当代文学的宝库。赵树理在《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中说：我是农村出身，是在华北的太行山长大的，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给农村的读者读的。马烽在《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中也曾经提到过，我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及农村干部，至于读者喜不喜欢，我不管。此处特别提及这两处，意在揭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在为农民读者服务的创作宗旨背后，所隐藏着的是质朴的人文主义关怀和以人为本的创作支点。
　　而今，新大众文艺勃然兴起，传播媒介的大众化、创作者的大众化，以及读者对象的大众化，都成为新大众文艺的显著特征。快节奏的生活使碎片化的阅读成为可能，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使人人有机会成为创作者，在火爆的短视频中，我们看到了更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文艺创作的门槛正在逐渐降低，从专业性、技术性向大众性、日常性转换，这种创作壁垒的突破，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大众主体性地位的提高，也昭示着新大众文艺的“人本”思想，这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创作精神是契合的。
　　前段时间有幸聆听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在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期间所作的演讲，题目为“如果赵树理有手机”。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如果有科技赋能，会怎么书写他们熟悉的农村生活。秉持着大众化的创作理念，可能他们的镜头中会出现二诸葛、三仙姑的日常直播，也有常有理、李有才的活跃身影，这是传统创作理念与新文艺形态的深度融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着一种全新的文艺路径。而显然，赵树理不可能回到当下，网络短剧、网络文学、动漫、音乐等占据着人民文艺生活的半壁江山，虽然人人都是创作者、许多事物都可以作为创作素材，但其创作质量却是参差不齐——如此，我们又该如何去进行文学创作？
　　我想，至少我们要警惕几个问题。一是警惕被流量、人气遮蔽双眼。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得眼球而套路化地抄袭和演绎，一味追求账号粉丝量和变现能力，不追求深度；更有甚者在一夜爆火后，被粉丝发现其视频中所有的细节都是由专业编剧操刀，再借由视频主人公演绎，当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变为专业团队打造的IP后，似乎失却了表达初衷，视频中所谓的人文关怀和底层书写也因为资本的介入开始流于表面。与刻意搜集的剧本和挑选的演绎者相比，真正来源于人民的自主化表达显然更能得到大众青睐，也因此厚植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人民性和真正的民间立场也就显得尤为迫切。二是警惕对民间符号的滥用。网络小说正以势不可挡的姿态飞速前行，网络热梗和网言网语很多出自网络小说，目前，多数网络小说以其故事性和娱乐性给予大众愉悦和刺激，却很难带来审美素养的提升，模式化和类型化小说以指数型的速度侵占着各大网站，其中一些网络小说，在所谓爽文、外挂式系统的引导下，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土壤。
　　基于此，正确识别民间叙事、提炼故事精髓，挖掘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的文艺价值，才是给予新大众文艺以正确导向、推动新大众文艺话语体系构建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