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广贤文》有云“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雨过天晴”。忍一时、退一步看似简单，却凝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倡导以忍耐和退让化解冲突，达到和谐无争。忍让之道，意蕴深远，值得深究。
　　古代先贤对此早有洞见。《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滋养万物却甘居下位，不争胜斗强，其谦逊、包容的德性被视为最高境界。《论语》亦言“小不忍则乱大谋”，告诫世人若不能于细微处克制忍耐，往往因小失大，导致宏图大业毁于一旦。孟子从修身的角度予以阐发，“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强调在困境中砥砺心志，忍耐克制，才能实现人格的跃升。明代王祖嫡《家庭庸言》也强调“容忍二字，不但避祸，实进德大助”，只有忠厚恻怛、有学问、有识见之人而能真正懂得容忍之道。
　　历史卷轴中，关于“忍让”的篇章尤其荡气回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称得上是经典。吴、越是春秋时期中国东南方的两个诸侯国。先是吴王夫差大败越国，越国几近覆灭。越王勾践为存国脉，向吴国求和，俯首称臣。归国后，他铭记耻辱，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勾践率军一举灭吴，雪耻复仇，进而会盟诸侯，称霸一时。若无昔日刻骨铭心的忍辱负重，何来“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惊天逆转？
　　无独有偶，汉初名将韩信“胯下受辱”的经历，将忍的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韩信早年落魄，常受市井之徒的欺侮。一名屠夫当街挑衅佩剑的韩信：“你若不怕死，就刺死我。若怕死，就从我胯下钻过去。”面对如此侮辱，韩信审时度势，未逞匹夫之勇，坦然俯身从屠夫胯下钻过，一时讥讽四起。但韩信胸怀大志，不为所动，其后得遇明主，运筹帷幄，战功赫赫，成为汉室的开国功臣。功成名就后，韩信非但没有报复当年羞辱他的屠夫，反而感言是“胯下之辱”激励了他。若无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何来“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英雄豪迈。
　　诚然，忍让绝非怯懦，实是一种包容，一种大智慧。清代王士俊《闲家编》警示道：“不忍须臾，为祸为败。”勾践与韩信，若逞一时血气之勇，恐怕早已身首异处，何谈日后的功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忍让是存身立命的保身之道。
　　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指出“人言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强调“善忍”的重要性。明代高攀龙《家训》主张“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清代于成龙《治家规范》更详述了忍让在维系人伦和谐中的关键作用，“忍得一分，受用一分。父子不忍，则乖天伦；兄弟不忍，则成吴越；夫妻不忍，则鱼水反目；朋友不忍，则气谊参商；居家不忍，则乖气致戾；世情不忍，则变起仇敌”。因此，他主张“言语之间，不妨让人一句”，忍让实为维系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基础。
　　然而，忍让之道贵在审时度势，并非无原则的退让和纵容，它的界限在于基本的道义原则与人格底线。明代吕得胜在《吕近溪小儿语》中以兄弟分家析产为例点明了这个道理，称“兄弟分家，含糊相让。子孙争家，厮打告官”，他主张财产分割需要清晰明了，谦让的前提是“明算账”，否则含糊不清的退让，反而会埋下日后纷争的祸根，破坏家庭和谐。可见，忍让需要有“度”。
　　同时，袁采也提醒，忍让不可沦为情绪的无限压抑，“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发，不过一再而已。积之既多，其发也，如洪流之决，不可遏矣”。因此，他提倡“随而解之，不置胸次”，即适时化解，不使积怨成仇，做到“善处”忍让。忍让更非畏首畏尾，逃避责任。明代庞尚鹏在《家规》中虽认同“以谦退为贵”的处世原则，但也严厉批评“若事当勇往而畏缩深藏，则丈夫而妇人”。他强调忍让需“事有权衡，其审图之”，在关乎大义、需要担当的关键时刻，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才是大丈夫本色。
　　“温良恭俭让”五德之中，“让”字熠熠生辉。作为一种蕴含大智大勇的高尚德行，唯有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能真正领略它的无尽魅力。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