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有生计、职业之意。现代中国人对“铁饭碗”、对安稳工作有一种莫名的情结，这背后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恒产”“恒业”的观念。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明代金敞在《宗约》中指出“成家立训者，必以恒业为先务”；姚舜牧《药言》也强调人人当务一业，“可以治生，可以定志，终身可免祸患”。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农、工、商为主要阶层的社会结构，士居首，农居次，商居末。“四民”是职业划分的基础，也是等级秩序的标志。“士”与政治、科举紧密相关，并催生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说。因此，家规家训常将读书举业视作治生的首选。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认为，“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叶梦得《治生家训要略》也重申“士为四民之首”，要求世子孙“尤当砥砺表率，效古人体天地育万物之志”。明代庞尚鹏《庞氏家训》更是直言“士为贵，农次之，工商又次之”，后世皆应“以儒书为世业，毕力从之”。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治国之道，养民为本；养民之术，务农为先”。土地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财产，是“耕读传家”观念的基础。清代郑板桥在给堂弟郑墨的家信中，高度评价农夫：“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对此，他解释道：“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再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他进而批评当时部分读书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认为此风气大碍民生。明代张履祥《训子语》也曾批评道：“近世以耕为耻，只缘制科文艺取士，故竞趋浮末，遂至耻非所耻。”清代陈宏谋《养正遗规》也不满于当时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饱食醉酒，忽忽无事”的现象。
　　传统中国在“重农”的同时也主张“抑商”，因此，“商”居“四民”之末。然而，家规家训对商业并未过度歧视，反而将其视为与其他职业并列的重要治生手段。叶梦得虽强调“士为四民之首”，但也认同职业多元：“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庞尚鹏虽认为职业有贵贱之别，却也主张后世子弟“量力勉图，各审所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职业，以求“各有所持循”。何伦在《何氏家规》持有相似观点，认为“男子要以治生为急，于农工商贾之间，各执一业”，但强调人的禀赋各异，应“审己量时”，选择适宜之业。职业不分高低贵贱，而贵在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益求精。清代冯班《家戒》指出“人于其所业，当竭一生之力而为之，毋求其便者，必为其难者”，最终达到“农必为良农，贾必为良贾，工必为良工”的境界。
　　传统社会的职业观有“三教九流”之分，“九流”又有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的区别。家规家训一方面强调治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严禁子孙从事不良职业。袁采认为，子弟若不能为儒，“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但乞丐、盗窃之流“最辱先之甚”，甘心为此业者“深可诛也”。姚舜牧告诫子孙务以耕读为本业，“毋为游手，毋交游手，毋收养游手之徒”。清代蔡衍鎤《亦政编》直言，若非读书之才，子弟应及早改业，但学歌、学斗、放鹰走狗、蹴鞠弹丸等皆属“不肖之流”，必须严禁。太平李氏《李氏家法》亦明令子孙“不得以游手好闲，恃痞讹索，罔知羞耻。甚至为娼、优、隶、卒，玷辱祖宗”，违者将受到严惩。
　　中国传统家文化将“治生”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强调“各安生理，各有恒业”。这不仅是个人立身、保家的根本，也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石。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