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　蒋原伦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以诸子互评生动呈现百家争鸣盛况之作。视角独特，从儒、道、墨、法、名等学派间的辩论中，深挖其产生背景与发展脉络，达成对各学派思想的更深刻理解。作者以对文本的敏锐洞察力，立足于墨子批儒、庄子鉴孔，韩非解老等论辩与攻讦，指出鲜为人知的有趣现象并给出独到见解，如孔子地位及形象在道家文本中演变背后的儒道争锋、韩非对老子思想的全面阐发和刻薄寡恩化运用。书中呈现出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展现先秦思想多元一体的独特风貌。
　　据说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到过中国，认为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不爱做实验。这类笼而统之的评价虽然未见确切，但是大差不差。以儒家理念为主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似乎缺的就是这两大方面。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例外，墨家就是这一例外。要说墨家非儒，以今天的眼光看，恰恰是在爱动手实验与数学、形式逻辑等方面的探究上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其他诸子，就这一方面来说，墨家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异数。
　　如果说古代中国尚有一些数学著作，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也陆陆续续有科技观察和科技实验方面的记录和相应的著述《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那么，逻辑学著作似绝无仅有，这就是《墨经》。所谓《墨经》，是《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的合称（后人又加上《大取》《小取》，共六篇），其内容丰富而庞杂，包括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等多个领域。西晋人鲁胜将此从《墨子》书中抽取，称之为《辩经》，其重点在于突出其逻辑学的内容。故在《墨辩注叙》文中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这里，所谓“以立名本”，就是开创了名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逻辑学。
　　笔者揣测，可能是为了回应西方有关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的说法，胡适早年的博士论文的功夫就下在《先秦名学史》上，这部名学史，实际上就是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史。该著述的重点就是告诉读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先贤已经就知识的来源，判断和推理、归纳和演绎等逻辑学现象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自觉的表达。在这部《先秦名学史》中，胡适将惠施和公孙龙归在“别墨”一派中（此乃胡适概念上的误用，“别墨”是墨家内部各派之间以自己为正宗，对其他派别的蔑称）。之所以将惠施、公孙龙等归在墨派，是因为公孙龙等所讨论的问题，如白马论和坚白论在《墨辩》中均有提及和得到关注，可谓一脉相承。不过胡适认为《墨辩》诸篇章肯定不是墨子本人所著，因为墨子不太可能既是逻辑学方面最初的发蒙者，同时又是逻辑体系的创始人，并进一步认为《墨辩》诸篇即使不是惠施和公孙龙等所著，也应该是惠施和公孙龙那个时代的作品。
　　有研究者认为，在《墨辩》诸篇中，作者提出了“名”“辞”“说”等称谓，它们相当于现今逻辑学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三种形式范畴。这略有附会，细究起来，只有“名”相当于现今的“概念”，其他的逻辑学范畴在《墨辩》中并没有很对应的词，亦即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是像今天的逻辑学教材那般一一对应。“辩”“辞”“说”“故”（前提）、“类推”（推理）等都反映了那时的逻辑学思想。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还把《小取》中提及的“或”“假”“效”“辟”“侔”“援”“推”，称为“辩的七法”。前两者“或”“假”是“立辞的方法”，“效”是演绎法，“辟”“侔”“援”“推”，都可以叫作“归纳的论辩”。所谓辩就是分辨、判断和区分的意思：“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墨子·小取》）
　　逻辑学往往是在辨析和辩论中产生的，惠施与庄子辩，公孙龙则通过自辩揭示了逻辑思维上的某些规律。使公孙龙声名大著的是“白马非马”论。不知为何，一直到现今，还有些学者称“白马非马”论为诡辩，公孙龙只不过是说“白马”的概念不同于“马”的概念，有错吗？没错！有一个故事说，公孙龙骑马出关，有关守接到上峰命令，不让马匹出关，于是公孙龙通过一番辩论，说自己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结果就顺利过关。这样一来，一个逻辑命题变成了一则公孙龙如何善于狡辩，以达成自己目的的故事。其实白马非马只是纯粹的逻辑学探讨，只涉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不是将白马看成一匹马的问题。
　　非常可惜的是，由《墨辩》和公孙龙等开启的形式逻辑和语言学话题，基本就到此为止，后世的学者并没有大的推进。虽然逻辑问题最初可能来自经验，但是由日常经验所造成的困惑一旦获得解决，那么对于超于经验的思辨，许多学派均不感兴趣。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言：“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了解）其意。”人们更倾向于把思辨方面的困惑搁置起来。所以，胡适说墨翟及其学派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也就是说，不排除有个别智者（如鲁胜等）对于形式逻辑问题有关注，但是像战国时期集中探讨数学和形式逻辑问题的学术团体，在两千年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形式逻辑面前，儒家倡导的礼是没有地位的，因为礼法包含着社会传统和具体的生活内容，而在形式逻辑中，这些具体的内容被抽取了。双方意见相左时，在辩论中决定胜负的是逻辑力量，而在礼法中，决定胜负的是社会地位的高低。由此，纯粹的训练思维能力的辩论就被挤出了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
　　其时，儒家奉《诗》《书》《礼》《易》《乐》为经典，墨家子弟则“俱颂墨经”（《庄子·天下》篇），这就显示出其不同于儒家和其他各家的品行。前文说了，《墨经》不光探讨逻辑学，它也是当时各科知识的教科书。《墨经》中有丰富的生产劳动方面的知识，有杠杆原理，有针孔成像，有几何学知识，等等。也就是说墨家子弟聚拢在一起，并不是念叨“兼爱”“非攻”这些信条，而是诵习墨经，学习科技知识，以运用到生产实践之中。尽管儒家有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但是真正践行“格物”的是墨家。墨家的强项正是儒家的弱项。儒家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仅是社会分工造成的，也表明社会的主流文化轻视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如果说诸子百家中，别的学派是以观念认识的标新立异非儒，那么墨家则是以参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而非儒。
　　当然，这里似乎有些悖反，墨家是最注重生计实用的学派，因此《墨经》中包含大量的科技生产知识，但是为何《墨经》也关注形式逻辑这类丝毫没有生计实用价值的知识？其实，科技知识的进展必然依赖背后的逻辑思维。从墨家到名家，是思维拓展的必由路径。可惜墨家在近两千年的时光中一直被封存冷藏，直到清代，才为有识有志之士所发现，经毕沅、王念孙、汪中、孙诒让等一番校勘、注释、间诂，才重新见光。20世纪上半叶，墨学研究遂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