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
　　张安福 著 岭南古籍出版社
　　这是一次追随文成公主的足迹，探寻汉藏交融千年印记的人文之旅。作者将多年对唐蕃古道的田野调查、所见所感与史料记载紧密结合，考察了炳灵寺、日月山、倒淌河、贝纳沟、小昭寺等见证汉藏民族交流交往的自然景观与历史遗存，回溯了文成公主进藏和亲的故事。全书以生动的笔触与详实的调查，将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丝路文化碎片系统整合，近百幅考察图全景式展现唐蕃古道的波澜壮阔，历史与现实情景交融，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让读者真切触摸到丝路文化的发展脉络，感受到丝路文化传承的源头动力。
　　相传文成公主历经两年多的时间，才走完了坎坷崎岖的入藏之路。地势独特的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交通障碍，是藏地人民对外交往的最大瓶颈。但人类对于沟通交流的欲望打破了高原的封闭，长期的探索与努力将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天的川藏线与青藏线正是其中两条重要的交通干道，其部分经行线路同千年之前的唐蕃古道重叠。
　　川藏线是我们考察的重点路线之一。川藏线自四川映秀镇西行，穿过卧龙自然保护区，翻越终年云雾缭绕的巴郎山，抵达西藏东大门昌都。从昌都向西经过类乌齐、巴青、索县、那曲至拉萨，是川藏公路北线的一段重要路程，和唐蕃古道的走向基本一致。当我们真正穿行在海拔极高的山路时，才知旅途的艰辛绝非虚言。今人如此，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入藏经行此地，交通道路想必更为艰险。
　　进入川藏线后的第一站为昌都。其地处横断山脉和三江流域，扼守西藏与四川、青海、云南交界的要冲，是吐蕃进入中原的天然捷径。当年，吐蕃联合羊同灭掉东女国后，这里就成为吐蕃重要的屯兵之地。
　　从类乌齐到昌都道路极为难行，最初到处是“炮弹坑”，许多落石尚未清理。尤其是当时类乌齐检查站附近有一段路被水淹没，底盘高的越野车能勉强通过，而我们的普通桑塔纳只能依靠谨慎无误的操作和斯文·赫定式的勇气踽踽而行。好在最终有惊无险。然而，跟在我们后面的小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战战兢兢地行驶，最终还是抛锚了。
　　从类乌齐到昌都的盘山公路道路狭窄，车辆相向而行，避让十分困难，转弯处常常发生迎头相撞的交通事故。尤其是珠角拉山路段，我们到达时，此地正在修建隧道，到处都在施工，交通拥堵。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对川蜀的防范心有余而力不足。诗人岑参因战乱从北庭回到长安，后赴嘉州刺史任时，作《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一诗，“兵马守西山，中国非得计。不知何代策，空使蜀人弊。八州崖谷深，千里云雪闭。泉浇阁道滑，水冻绳桥脆。战士常苦饥，糗粮不相继。胡兵犹不归，空山积年岁”，道出了唐朝在川蜀一带军防薄弱。
　　唐蕃之间的拉锯战在后期愈演愈烈，连接川蜀与西藏之间的要道成为双方进行军事较量的核心区域。唐德宗继位后，吐蕃入侵剑南地区，李晟率军出征大渡河，与吐蕃交战并取得胜利，受到朝廷的嘉奖。唐宪宗赞誉其“垂饵虎狼，致威樽俎，刷宫庙之尘秽，回日月之光辉”。
　　靠近昌都的唐代维州（今理县东北）也是唐蕃双方争夺的要冲之地。吐蕃占领维州后，唐朝如鲠在喉，开始酝酿从川蜀地区攻入吐蕃的军事战略。贞元十七年（801年），吐蕃先一步攻陷麟州等地，兵逼京畿。危难之际，唐将韦皋率兵前往维州，展开了一场“围魏救赵”的精彩战役。唐军避开吐蕃在河西的兵锋，转而从四川方向剑指吐蕃。大和五年（831年），当心惊胆战的维州吐蕃守将悉怛谋举城来降时，李德裕向皇帝建议应从维州断其肘腋，径直攻入逻些。然而，此时的唐王朝早已丧失了英勇奋发的锐气，此前吐蕃攻进长安的阴霾仍未散去，牛僧孺一派苟且偷安的态度在朝廷内外占了上风。唐文宗诏令李德裕遣返前来的吐蕃降者，拒绝了悉怛谋的投降。这反映了唐后期统治者缺乏远见卓识与开边拓境的心胸，被遣回的悉怛谋及其随从随即被吐蕃清洗，唐朝失去了在唐蕃西南边境线上最后的反击机会。
　　如今，昌都地理位置依然重要，作为川藏公路和滇藏公路的交会点，这里是川藏线的咽喉之处，连接四川与藏区。直至今日，生活在昌都的市民也以川蜀民众为多。此外，该地和临洮一样，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处于商贸交流往来的枢纽位置。
　　走进昌都街区，只觉开阔明朗，充满了现代化气息。市中心繁华的茶马广场自千年前就在此，想必当年文成公主到昌都时，内心也会对这里鳞次栉比的蜀地建筑感到亲切，以此聊慰乡愁。
　　青藏高原通常被认为是生命的禁区，很难想象早期文明会在如此高寒且恶劣的环境中诞生。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5万至1万年的旧石器时期，西藏境内已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当时，人们已开始使用石制工具，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到了新石器时代，西藏先后孕育出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三大原始文化。
　　在藏语中，“昌都”为“水汇合处”之意。扎曲河和昂曲河在昌都相汇为澜沧江，在两山之间冲积出较平缓的台地，孕育出丰富灿烂的早期文明。1977年，卡若文化的发现，说明距今约4000-5000年前昌都就有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展现了西藏先民的原始社会生活状态。我们从昌都市驱车沿澜沧江南行，行驶11千米左右，到达卡若村。卡若文化遗址位于澜沧江西岸，海拔约3100米，是现今已经发掘的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
　　我们来到这里时，正巧碰见一位年轻的藏族妈妈在值班，她怀里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很是可爱。在她的指引下，我们得以勘察遗址的发掘区。在我们到达时，这片区域正在修筑遗址公园，四周绿树成荫，仔细观察发掘的区域，能够辨别出土层的构造及原始建筑的痕迹。这个原始村落规模不小，在已发掘的区域内，建筑遗存居多。结合考古资料可知，其中房屋遗址31座，窑穴1个，灰坑数个，墙2面，并有石台和石板铺砌的道路痕迹。遗址内还出土了7968件石工具，366件骨工具，2万余片的陶片和30件装饰品，以及粟米、动物骨骼等，体现了早期藏地游牧和狩猎结合兼营农业的社会生产方式。
　　卡若文化中的原始建筑对后世藏族建筑风格影响极大，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遗址晚期的碉楼式建筑，堪称藏地民居的鼻祖。东汉时期这种碉楼式的建筑被称为“邛笼”，而“碉楼”的名称可追溯到清代乾隆年间。此外，卡若地处川、滇、藏三省交界处，它的社会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带有不同地域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痕迹。此地出土的肩石斧、磨制条形石斧、凹背直刀石等，在甘肃马家窑遗址中也曾大量出土；遗址中出土的粟，可以印证当年卡若地区与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交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