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中华优秀邻里文化的集中体现。“远亲不如近邻”，这句流传千年的俗语，深刻地道出了邻里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邻里”二字承载着超越地理意义的深刻内涵，它既是物理空间上的相邻，更是彼此情感交融的见证。这种以地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生长出了独特的精神特质。
　　《周礼》中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这表明早在先秦时期，邻、里就被视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
　　农耕文明的长久发展使中国人形成了安土重迁的生活习惯，好的邻里关系往往延续数代，从而形成比邻而居、守望相助的深厚传统。因此，在传统乡村社会，邻里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接近，更是一种互助共生的关系网络。“一家有事百家忙”，不论是婚丧嫁娶、建房修屋、春种秋收，邻里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论语·里仁》有言：“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这句话强调了与仁德之人为邻的重要性，认为选择居所如果不接近仁者，便称不上是明智之举。这一思想与《孟子》“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论述相呼应，展现了儒家思想中邻里互助、和睦共处的理想图景。《左传》中也指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将友善邻里的价值提升到国家层面，成为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朱熹曾对孔子“德不孤，必有邻”一语做出过深刻阐释，称“邻，犹亲也。德不孤立，必以类应。故有德者，必有其类从者，如居之有邻也”。朱熹的阐释揭示了道德修养与邻里环境的互动关系，即仁德不会孤立存在，必定与同类相互感召。这些经典的论述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邻为亲”的伦理观，在强调个人应主动亲近仁德的同时，也倡导要建立起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最终实现个人修养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
　　“和得邻里好，如同拾片宝。”邻里之间关系的好坏、交往的疏密，是影响一个家庭家族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传统家训家规中，对“睦邻”的重视和提倡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明代姚舜牧在《药言》中强调“睦族之次，即在睦邻。邻与我相比日久，最宜亲好”。项乔在《项氏家训》中也指出：“乡里之人住居相近，田土相连，朝夕相见，若能彼此和睦，交相敬让，不妒其富，不欺其穷。喜庆必相贺，患难必相救，疾病必相扶持，婚丧必相资助，有无必相那借。虽说异姓，有同一家，自然争端不起，作事有成。若不和睦，便相骂相打相讼，岂能长久相处？”清代朱伯庐在《治家格言》中劝告子孙“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曾国藩在《家训》中亦要求子孙“善待亲族邻里”“凡有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庆必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
　　清代康熙年间，时任礼部尚书的张英收到了从老家寄来的书信，信中称张家与邻居吴氏因为三尺空地的归属权发生了纠纷，互不相让。张家人修书前来就是指望张英拿出个好主意。然而，出乎张家人意料的是，张英在回信中写了一首《让墙诗》，诗曰:“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之后，张家人悟出了张英的良苦用心，主动让出三尺地。吴姓邻居见此也深受感动，做出了同等的让步。这就是“六尺巷”故事的来历。这一美谈既反映出了邻里和睦、安居乐业的重要意义，也彰显了讲求礼让、以和为贵的中华传统美德。这份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邻里之情，至今仍然延续着它的温暖。
　　在当今社会，尽管邻里关系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出现了“宁交远方客，不结身边亲”，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但是，中华优秀邻里文化仍然是提升生活质量，完善基层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历史根基和文化资源。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