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寒食帖》被尊称为“天下第三行书”，是苏轼在流放黄州时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明代著名文人董其昌曾提出：“晋代注重笔法，唐代强调规则，宋代则追求意境。”这一见解在书法美学领域被广泛认可。尤其是关于“宋代追求意境”的观点，提倡自然流畅而非刻意雕琢的艺术风格，这种理念由苏轼率先倡导。
　　“意造”作为文章创作的核心，即所谓的“言”，能够体现作者的创意与写作意图。这种表达方式在苏轼的《寒食雨二首》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作品运用丰富的修辞手法，传达了内心的悲痛、愤怒以及绝望的情绪，塑造了一个因仕途受挫而感到无力报效国家的老者形象。这一表现再次体现了苏轼随物赋形的艺术追求、无拘无束的创作态度以及基于阴阳哲学的独特审美理念。
　　“意象”这一概念通过“立象”的方式得以具体化，从而能够传达那些单纯依靠抽象思维难以全面展现的思想与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意象”构成了表达的核心，其中“意”指的是个人的情感或意图，“象”则指具体的物象或形象。通过对这些“象”的塑造，以及对诸如执笔技法、字体特征、汉字结构、墨色运用及布局设计等方面的精心处理，可以体现作者独特的书法风格和创作思想。苏轼在书写《黄州寒食帖》时展现出对传统书法规范的不拘一格，通过采用“重长横”“重长撇”，以及特意拉伸的“细长竖”等手法，形成了字体结构上鲜明的特点。这种写作风格创造出了夸张且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长竖”的运用打破了以横向线条为主导的传统布局模式，成为整篇作品中的一大亮点；如“年”“草”“纸”等字便是这一特色的具体体现。尽管以“横”为主线的设计让上下空间显得相对紧凑，但扁平化的横向笔势却赋予了整体一种稳重之感。此外，苏轼通过提升横画的位置并将文字重心向右上方倾斜，结合个人独特的书写习惯，使得整个篇章呈现出左宽右窄的独特风貌，巧妙地利用不平衡来增强艺术感染力，进一步突显出其书法作品险峻而别致的艺术魅力。
　　孙过庭在其著作《书谱》中提到：“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笔法、字形结构以及整体布局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黄州寒食帖》的整体布局中，苏轼的字体具有独特性，连笔现象较少，在多个位置上展现了对比鲜明的字形特征。例如，“蒙蒙水云里”一句中，“云里”二字显得格外庞大且厚重，其形态向外扩展，显然是作者内心情感驱动下所形成的。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空庖”两字显著缩小；“君门”“在万里”以及“吹”等字亦极小，而“坟墓”与“哭途穷”则书写得异常粗犷。这种大小悬殊的文字布局，反映了苏轼在挥洒自如之际短暂地回归理性思考的过程，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从而创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艺术效果。
　　在“意境”层面，苏轼作为宋代崇尚意趣书写风格的杰出典范，是一位融合了儒家、佛教与道家思想的大师。宋朝以文治国，将儒学确立为正统思想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士大夫阶层与禅宗僧侣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特别是在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开始通过禅宗来缓解内心的痛苦，并探索生命的意义所在。黄庭坚曾将苏轼的书法风格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作品呈现出妩媚之姿；黄州时期则展现出圆润有力的特点；到了晚年，则体现出了深沉厚重的气息。这种变化反映了苏轼内心世界的不断深化及其情感在书法创作中的融入。《黄州寒食帖》正是他在遭遇人生低谷时所作，也是从那时起，他的世界观逐渐超越了传统儒学框架，转向对禅宗哲理的深入理解。参禅成为了他晚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黄州寒食帖》则充分展现了苏轼不受拘束的情感表达以及精湛高超的书法技艺，这正是“尚意”书法精髓之所在。正如他在讨论绘画理论时所说：“于法度之中展现新意，在豪放之外寄托精微。”书画同源且相通，苏轼强调“道”与“技”并重，既重视内在精神的传达，也注重外在技能的磨练。他在《跋秦少游书》里指出“技艺提升而道理停滞是不可取的”，这两句话都彰显了苏轼超凡脱俗的艺术天赋及非凡气质。《黄州寒食帖》便是苏轼“神”“气”“韵”“意”自然流露的最佳例证。

□兰掀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