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里动不动就能看到一些男子说自己是“堂堂七尺男儿”，感觉只有够了这七尺，男儿才是威风凛凛的样貌。如果按现在三尺一米计算，七尺得两米三！这不就是巨人？堪比姚明。可回头想想，古人真能有这么高？
　　这疑惑，其实藏在一把变来变去的“尺子”里。
　　最早的尺子，就是男人伸开拇指和中指的一拃，也就二十厘米上下。商周那会儿，冰冷的青铜尺躺在贵族案头，一尺才十六七厘米。算算账，那时的“七尺男儿”，身高也就一米出头，搁今天，怕也就是个半大孩子的个头，所以那时成年男子，身高能接近一“丈”的，才配称“丈夫”。这称呼穿过三千年风雨，如今牢牢地写在我们的婚书上。想想那些商朝的武士，要是知道后世所有娶妻的男人都有了一个“丈夫”的称呼，怕是会傻眼。要知道，在他们那个时候，“丈夫”可是实打实的大个子的尊称。
　　尺子这东西，随着朝代更迭，也跟着悄悄“长个儿”。到了战国，齐国的尺子一量，约莫二十三厘米。竹简上记着邹忌“修八尺有余”，这么算下来，他身高得超过一米八四。这身量，就算放到今天的篮球场边，也是个挺拔的汉子。再看咸阳城外，秦始皇收缴六国兵器，熔铸成了十二个巨大的金人。一统六国的秦始皇，顺手也把天下纷乱的尺度进行了一番规整。打那以后，“七尺男儿”的说法渐渐通行。虽然各地尺寸还有些微差别，但七尺之躯，大致就锚定在一百六十一厘米左右了。
　　黄土之下，累累白骨是最沉默的证人。秦汉墓葬里挖出的男子骨骸，平均身高大约一米六八，恰好吻合了“七尺”之数。再看那震撼世界的兵马俑军阵，都说秦军威武高大。其实，去掉那厚实的陶土底座，兵俑净身高大多在一米七到一米八之间。他们是始皇帝的亲卫精锐，自然经过千挑万选。若拿他们的个头去揣测普通百姓，就像用将军的身板去衡量田间地头的老农，差得远了。
　　到了三国乱世，尺子似乎又在暗地里往上蹿。关羽“身长九尺”，按当时尺寸，合今天两米有余。他横刀立马，威震华夏，这分量感倒也不虚。
　　李密《陈情表》里提到的“五尺之僮”，身高不过一米二上下，真像个没长开的小树苗。最耐人寻味的是孔子。典籍明明白白记着“九尺六寸”。若按春秋时鲁国的尺子（约二十厘米）算，这身高直逼一米九六！难怪曲阜孔庙里那尊塑像，总带着点俯视众生的威严。想想吧，当年孔夫子在洙泗河边讲学，弟子们仰望他，如同仰望一座高山。知识的重量和身体的巍峨，在他身上，原本就是一体。
　　乱世之中，连尺子也搞起了“割据”。南朝尺子长些，超过二十五厘米；北朝更甚，直逼三十厘米。若按北魏的尺子来算，“七尺男儿”竟能超过两米！乡野田间，哪能遍地都是这等巨人？数字一旦膨胀，字面的意义就不得不让位给文化的想象了。
　　到了唐朝更乱，干脆分出了大小尺。大尺足有三十六厘米，七尺算下来两米五二！坊间的裁缝要是真按这个尺寸做袍子，怕是费尽布匹也难成一件合身的衣裳。
　　度量衡的紊乱，像一面模糊的镜子，映照着政权分分合合的影子。
　　到了明清时期，尺子总算跟今天的长度差不多了，大约三十一到三十五厘米。当尺子终于“定”下来，接近现代标准，“七尺”的巨人神话也就随之瓦解。原来那些传说中的巍峨身躯，不过是尺子流浪了三千年带来的美丽误会。今天身高超过两米一的“七尺”之人也是极少数的。可若借秦朝的尺子量量，一个普通的一米七的现代人，已经接近七尺半了！你我拍拍胸脯，自称一声“七尺男儿”，倒也不算吹牛。想到这儿，忽然觉得，在漫长的历史河流里，连我们身体的尺寸，都像风中的芦苇，飘摇不定。
　　那把最初用来丈量身高的尺子，最终成了丈量文化的器物。从商周冰冷的骨尺、汉代沉甸甸的铜尺，到明清温润的牙尺，上面的刻度一直在变。唯有“七尺男儿”这四个字，在我们的语言里深深扎下了根。它早就不拘泥于具体的尺寸，而是化成了血性与尊严的图腾。它在戏台的唱腔里回响，在说书人醒木拍下的瞬间定格，在父亲望向儿子那深沉的目光中，一代一代，无声地传递下来。
　　今天当我们再说“堂堂七尺男儿”时，绝对不会有人真掏出尺子来丈量一番了。当冰冷的数字升腾为滚烫的符号和某种意向的指代，我们这些平凡的肉体凡胎，便也借着它，悄然接通了古往今来那股顶天立地的浩然之气。

□陈旺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