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手书赐匾——高行清粹（拓片）

方山县峪口镇张家塔村，于成龙曾孙于大檀所题“敦厚家风”木刻版匾额

家世渊源与早年砥砺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于成龙生于永宁州来堡村。其家族自元代起即为当地望族，至明清之际虽渐趋中落，仍保有耕读传家之传统。方山于成龙廉政文化园所藏《于氏宗谱》载，其远祖于坦曾任明代大中丞，族中祠堂悬“清忠世泽”匾额，可见家风之渊源。于成龙少承庭训，攻读四书五经，然科举屡试不第，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仅中副榜贡生，遂居家设馆授徒，兼理农事。这段乡居经历深刻塑造其价值观，现存于故居的“天理良心”匾额拓片（原物毁于战乱），笔势雄浑，足见其早年立世之精神圭臬。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已四十五岁的于成龙以“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之决心，赴任广西罗城知县。临行前，其母李氏托人书“致君泽民”四字相赠。彼时罗城地处蛮烟瘴雨之地，“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于清端公年谱》），于成龙却以“铁腕治盗、宽仁抚民”之策，三年内使“流亡载道”之邑变为“弦歌之声复闻”的乐土。其治罗经验后被刻入《于成龙治罗城碑记》，原碑现存于罗城博物馆，碑文“以实心行实政”之语，实为其一生施政之缩影。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陈廷敬生于泽州皇城村。陈氏家族自明中叶崛起，至廷敬祖父陈经济时，已成为“业儒服贾，富甲一方”的乡绅望族。皇城相府内保存的《陈氏家乘》记载，家族设“南书院”供子弟攻读，聘名师讲授经史，同时经营铁货、丝绸贸易，形成“儒商互济”的独特模式。廷敬自幼颖异，四岁能诵《三字经》，九岁赋《牡丹诗》惊煞乡邻，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进士，改庶吉士，赐名廷敬，取“廷前敬立”之意。
　　现藏于阳城陈廷敬纪念馆的《陈廷敬会试墨卷》残页，虽仅存“民为邦本”一节，然其论“治天下者，必以养民为先，养民之道，在薄赋敛、省徭役”，已显露出早年民本思想。清康熙五年（1666年），廷敬任翰林院检讨，充《世祖实录》纂修官，因学识渊博，深得大学士卫周祚赏识，自此跻身翰林院清流之列。此时的陈廷敬，与远在罗城的于成龙虽未谋面，却同受晋地“义利之辨”文化浸润，为日后交往埋下伏笔。

政见共鸣与宦海互助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于成龙因在湖广黄州任上平定“东山之乱”有功，不久擢升直隶巡抚，成为掌管京畿的封疆大吏。时直隶“豪强占田万亩，贫民无立锥之地”（《清实录》），成龙到任后即雷厉风行整顿积弊，清丈土地、严惩贪墨，却遭京官集团侧目。次年秋，陈廷敬以翰林院侍讲学士衔奉使保定，两人首次会面。
　　阳城陈廷敬纪念馆藏《午亭文编》稿本中，有《保定晤于公记》残篇，述及此次交谈：“公（于成龙）言及直隶田赋之弊，眉峰深锁，谓‘若不核实地亩，厘清欺隐，恐百姓永无宁日’。余（陈廷敬）因言：‘朝廷考成之法，当以民生为要，可仿明张居正一条鞭法，清丈田亩，按亩征银，兼查库银亏空’。公击节称善，曰：‘此策若行，天下吏治当为之一新’。”这段记载虽经后人整理，仍可窥见两人在“清丈田亩”“整顿吏治”等议题上的高度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陈廷敬此次保定之行具有特殊政治背景。康熙皇帝欲整顿畿辅之地、巩固皇权，故派亲信近臣考察地方大吏。此次会面后，陈廷敬向康熙密奏“于成龙忠勤可靠，可担大任”，为于成龙日后晋升埋下伏笔。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上疏《请严饬吏治疏》，提出“州县官三年考成法”，主张以“垦荒数额、刑案结案率、盗贼缉捕数”为考核标准，“称职者超擢，不称职者罢黜”。此疏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着吏部详议”，后成为清初吏治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巧合的是，于成龙在直隶、两江任上推行的考核制度，与陈廷敬建议如出一辙。方山于成龙廉政文化园藏《于成龙考成条例》抄本，明确规定“州县官每年须开垦荒地十顷以上，审结积案八成以上，盗案破获率超六成”，足见二人改革理念的深度契合。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遭江宁布政使蜚语中伤，称其“私受盐商贿赂”。陈廷敬闻知后，不顾自身安危，查阅户部盐税档案，发现亏空实为前任官员所为，遂上疏《为于成龙辩诬疏》，直言“于公之廉，臣素知之，若以莫须有之罪加诸忠臣，非惟寒天下清官之心，亦失圣上求贤之意”。此疏言辞剀切，康熙阅后颇为震动，特遣刑部侍郎赴江南彻查，最终还于成龙清白。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陈廷敬奉命主持编纂《康熙字典》。于成龙虽已去世多年，但其子于廷翼、孙于准皆参与校勘工作。阳城皇城相府“中华字典博物馆”藏《康熙字典》初刻本，卷末有“于准校阅”落款，可见于氏家族对陈廷敬文化事业的支持。此外，陈廷敬主持修订《明史》时，特别采录于成龙事迹入《循吏传》，称其“操履清洁，始终一节，为清代廉吏之冠”，使于成龙形象永载史册。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陈廷敬第三子陈壮履之女嫁于成龙之孙于准之子于大梴，两家结为姻亲。陈廷敬曾为于准题写“世济其美”匾额，悬于方山于氏宗祠，意为“世代传承美德”。于准在陈廷敬晚年，多次赴京探望，参与编纂《陈廷敬文集》。

精神传承与历史定格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于成龙病逝于两江总督任所，享年六十八岁。陈廷敬闻讣，悲痛不已，亲撰《于端清公传》，详述其生平功绩，尤其强调“其在罗城也，与瑶民同甘苦；在黄州也，平叛匪如烹小鲜；在两江也，日食粗粝，衣穿布袍，虽古之循吏，未能过也”。此传收入《午亭文编》，康熙二十五年刻本现存于阳城陈廷敬纪念馆。
　　与此同时，朝廷遣官为于成龙撰写墓志铭，现存于方山于成龙廉政文化园的碑刻记载：“公之廉，天下无两，其治民也，如父母之爱子；其事君也，如手足之卫腹心。”对比传记与墓志铭，前者侧重事迹叙述，后者侧重官方评价，二者共同构建出于成龙“廉能兼备”的历史形象。
　　晋地民间关于二人的传说甚夥，最著名的是“陈廷敬还礼”故事：相传陈廷敬之子大婚，于成龙遣人送土布三匹、小米两袋为礼，附信曰“礼轻义重，勿效奢靡”，陈廷敬欣然受之，并回赠《朱子家训》刻本。此传说虽不见于正史，却在吕梁、晋城等地广为流传，被编入地方民间文化传说故事文本，成为“清廉交往”的典范叙事。此外，方山民间还流传“于成龙智斗陈廷敬”的笑话，称二人曾以对联互谑，虽属附会，却体现出民众对名臣的亲近感。
　　于成龙以“廉能”立世，陈廷敬以“清勤”辅政。看似路径不同，却共同诠释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从保定会面的理念共鸣，到朝堂之上的相互砥砺，再到家族联姻的文化共振，二人的交往始终贯穿“廉”“义”二字。他们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既照见清初官场的风云变幻，亦映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廉能兼美”的理想追求。

张利芳
本栏图片由山西省于成龙廉政文化研究会闫卫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