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有言：“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道出了成就功业的两大根本，一是坚定的志向，二是不懈的勤勉。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正是这种志勤相济的精神，铸就无数辉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匮”，无不生动诠释着“勤”的伟大力量。勤，万事可成；惰，终无建树。
　　何为勤？《朱子家训》开篇即讲“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朱熹以看似普通的日常规范立训，其深意在于培养子孙勤劳自持、严谨自律的品格。《石林治生家训要略》中主张治生要“勤”，勤就是每日早起，及时力行，“如机之发，鹰之搏，顷刻不可迟也”，若事事推诿至明日，必然废事损业，家道日耗。曾国藩也强调“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宋代曹淇《训儿录》更加点明，并非只有“劳其筋骨”才谓之勤，“一日之间，心力皆不妄用”也是勤。而沉溺闲玩嬉戏，耽于饮酒打牌，都是枉费心力之举。人常言“一日之计在于晨”，勤奋是对光阴的珍惜，也是对未来的积攒，“少不勤苦，老必艰辛”，“不勤于始，将悔于终”。
　　民生在勤。《左传》有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生存发展的真谛。在传统农耕社会，先民们顺应天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将辛勤的汗水化作五谷丰登的欣喜。此种勤勉精神，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朴素哲学，又彰显了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朱熹认为“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勤和俭关乎民生的收入和支出，二者缺一不可。于成龙《治家规范》强调“致富由勤”，多一分之勤，便可多得一分之利，但必须讲求“公道”。陈龙正《义庄条约》亦认为“勤俭则岁积有余，积久渐多”。《王士晋宗规》则谓“勤则职业修，惰则职业隳”，不论士、农、工、商，百业皆须勤勉。但是，勤并非止于“尽力”而已，更在于“尽道”。不论勤于何事，皆当守住初心、行于正道。
　　学成在勤。唐代大文豪韩愈直呼“业精于勤荒于嬉”，又道“书山有路勤为径”。读书治学，唯有勤奋可致精进。《颜氏家训》曾列举古人“卧锥投斧”“照雪聚荧”的事例，意在强调“勤学”的重要性。陶渊明把勤学比作春苗，强调勤学贵在持之以恒，其称：“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辍学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北宋范仲淹出身寒微，却志存高远，他曾“划粥断齑”，勤学苦读，最终从布衣至卿相，锤炼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无论天资聪慧还是笨拙，勤奋皆是成才的基石。勤可补拙，而聪慧者反而易被聪明所累，常陷于自满惰怠之境。
　　家兴在勤。勤奋是家业兴盛、门楣光耀的关键。宋代陆九韶在《陆氏家制》中总结了破家之由，并将“惰慢”视作“居家七病”之一。清代靳辅《庭训》认为“居家最要于勤”，因为勤则“一家之人不至于惰废，而无游手闲食，以相率为不义之事”；他还强调做官亦要勤，勤则“夙夜匪懈，不敢苟且晏安”。高拱京《高氏塾铎》指出“勤有三益”，即勤可免饥寒，可远淫僻，可致寿考，于立身、治家、兴邦均大有裨益。曾国藩大器晚成，其功业源于自身的勤奋，他认为“人生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然勤则百弊皆除”，提出勤奋六则，即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脑勤。在家书中，他多次告诫子女“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视勤劳为塑造人格、传承家风之根本。曾氏家族人才辈出，成绩斐然，实有赖于这一勤勉家风。
　　“一勤天下无难事”，唯有以志为舵，以勤为桨，方能行稳致远。“勤”不仅是个人立身处世之基，更是家族兴旺发达之锁钥。这一个“勤”字，凝聚着数千年中华文明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深邃智慧。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