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壹次访谈录是一档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深度访谈节目，用互联网的“轻”形式，做严肃媒体的“重”表达。一次访谈就是一次连接，每读懂一段具体的生命体验，就多一分对历史和时代的理解。该节目采访了200多名曾经或者依旧在北京生活的年轻人，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14个人物集结成书，用他们的故事勾勒出当代青年人的群像。书中14个人物的故事都没有定性的结局，因为生活还在继续。但也许一个人的生活困境，会在另一个人的故事里找到可能的解法。
　　那一天，走投无路的陈涛打算去当道士。结果，年龄不允许。
　　此前，他从来没有想过，出家当道士竟然还有年龄限制。他要去的道观规定出家当道士的年龄范围在18-35岁。
　　2023年，陈涛38岁，失业半年，全部银行卡余额只剩下100多元。这一年，是他来北京的第12年，也是从四川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第12年。截止到3月26日这一天，他已经送了将近4个月外卖。晚上19:45，改变陈涛命运的事件，发生在这一刻。
　　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陈涛骑着租来送外卖的电动车，奔驰在去往望京的路上。他打算把电动车退掉。送外卖这份工作，开始于2022年12月。当时陈涛看到一条“缺人！北京多区发布倡议：有闲暇时间居民可‘送外卖！’”的新闻。在社会号召下，他注册成为一名外卖员。
　　坐上电动车，戴上头盔，把钥匙插到锁孔里，手握车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加速前往确定的目的地。送外卖的过程，让陈涛感觉自己成了一股风，想去哪里都可以。
　　当然，送外卖的经济回报很重要。他算过，这时候跑一单外卖的单价和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时薪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他发现送外卖这份工作，可以和人建立真实的连接，既能帮助别人，也可以让自己有成就感。
　　总之，送外卖是陈涛在2022年，做得最开心的一份工作。
　　开心的时光总是短暂的。2023年3月，陈涛发现送外卖也有淡季，市场需求减弱和涌入人数过多，导致送一单只能拿几块钱。现在他一天只能接到十几单，而租车费用一个月要700元。仔细算过之后，他决定把车退了。陈涛把电动车车速开到最大。北京3月的风，从头发缝吹到脚底板，他整个人都要被冻傻了，可他不在乎。恰恰是身体上的冷，让他有了正活着的力量感。
　　还完电动车，陈涛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回出租屋，来回交通工具的落差，让他在心理上尤其疲惫。
　　18:00左右，天已经完全黑了。陈涛到家后，打开唯一的光源，冷色调的顶灯照着屋内的一张床、一张摆了一半书的书桌、一个放置电饭煲的柜子，还有一些杂物堆放在门后。他打开狭小而黑洞洞的窗户，想让屋内的几盆多肉呼吸一下，即使那些多肉早被养死了。
　　他深吸一口气，瘫在椅子上，拿出手机，打开求职应用程序，不出所料，发的求职消息全都显示已读不回。打开微信，除了房东催交房租和家人催问是否找到工作、要不要回家之类的例行消息外，没有其他新信息。
　　事实上，已经很久没有人主动给他发过消息了。
　　“丁零零，丁零零”，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在空旷的房间响起。陈涛有一些慌张地从椅子上弹起，他揉了揉眼睛，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他深吸一口气，等铃声响了一会儿后，接起来。
　　他没有开口，等待对方先介绍自己。
　　“喂，请问是陈涛先生吗？”电话那边问道。
　　“我是，你说。”可能是很久没跟人讲过话，陈涛听到自己的声音，觉得陌生又虚弱。
　　“您好，陈先生。我是李女士，××公司的猎头。我们专注于传媒行业的人才招聘，您的简历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我们看到您之前在南方周‘未’做过资深记者是吗？”
　　听到猎头把“南方周末”念错后，陈涛积攒了几个月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他想教育一下猎头：“你怎么连字都读错？”
　　可话黏在嘴边一句也说不出。
　　“喂，喂，陈先生，您能听到吗？”猎头在电话那边不耐烦地催问。
　　陈涛把电话挂了。他想不通，一个连这么著名的媒体名字都念不对的人，为什么能有工作？而自己名校毕业，工作经验丰富，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
　　在情绪的驱使下，他打开电脑，愤怒地敲下一大段话：“我，985硕士研究生，失业半年多了，还没找到工作，投出去的简历98.75%都石沉大海。也就是说，每100份里面可能有1份回复我的，并且说不合适。其实已经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因为我年前就开始送外卖了啊。虽然有很好的工作经历和研究生学历，但是年龄过了35岁之后，真的是无人问津啊。”
　　写完，他照着稿子，用手机录制下说这段话的视频，接着拍了学位证和电脑上的硕士毕业论文，证明所说内容的真实性。
　　19:45，他发布的视频通过短视频平台审核，开始面向公众。
　　15分钟后，这条视频观看、点赞人数超出平时，开始有大量评论涌入。在传统媒体做过记者，又在互联网行业工作过的陈涛，敏锐地意识到这条视频要“火”了。他立即开了直播。在直播的过程中，无数消息像雪花一样涌入陈涛的微信，电话一个接一个响个不停。
　　失业半年后，陈涛出名了。
　　陈涛知道新闻事件的热度一般会维持5-7天，而在新媒体时代，热度最多5天就过去了。因而3月26日之后，在众多媒体的邀约中，他从中选择出喜欢的媒体，接受了他们的采访拍摄。
　　他知道媒体想要什么，同时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坦率地回顾过往，总结经验。
　　2011年，陈涛研究生毕业，怀抱着媒体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去了媒体环境繁荣的北京工作。一开始是在《看天下》做见习记者，半年后转到《中国新闻周刊》做了4年专跑文化口的记者。
　　到了2015年年底，他和同行敏锐地意识到，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强劲势头下，正在下沉。彼时，互联网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谋求转型的媒体从业者，大多会选择跳入互联网这片“蓝海”。陈涛则转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汽车公关领域。在公关待了一年半，他又转回了传统媒体，这次加入的是《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曾是中国新闻黄金时代的象征，它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代年轻人对新闻理想的追求。陈涛以资深记者的身份成功应聘到《南方周末》。工作了一年后，他顺利转正。可他写的稿子总是无法达到标准。周报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调适，在压力之下，他更加无法写出满足周报需要的优秀稿件，最终被迫离职。
　　后来，他就开始在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岗和公关岗之间来回横跳。
　　2020年疫情防控前夕，他从公司出走，和好友一起创业，惨赔。2022年，和好友友好协商后，陈涛从公司退出。
　　重新把自己置身于劳动力市场，陈涛发现很多岗位的招聘条件都有35岁的年龄限制。
　　37岁时，陈涛惊慌地发现自己找不到工作了。
　　在失业的半年间，陈涛缩在十几平的出租屋内，无数次在深夜反思过往的人生选择，他想知道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才沦落到如今的局面？是从大学毕业后明明有机会在家乡进体制内，却选择来北京打拼吗？可如果回到2011年，再选一次，他发现自己还是会义无反顾地来北京。那是没有继续坚持在新闻领域，跳去其他行业的选择做错了吗？如果以收入来评价转行时的职业选择，那么，后来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时，他也拿过高达几万的月薪，不是吗？
　　回头看过往的选择，陈涛发现，忠于职业理想，是万丈深渊；不忠于它，是寸步难行。现在已经这样了，他只能机械地一头扎进求职应用程序中，继续投着已读不回的求职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