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长安西市的波斯邸舍里，粟特商人用流利的突厥语、波斯语和汉语讨价还价；宋代汴京的国信所内，归正人（辽金归顺者）正教授契丹语语法；明代四夷馆的八间学舍中，缅甸馆生徒正研习八百媳妇国（今泰国清迈）的摆夷文字——中国古代的外语教育，始终与文明交流相伴而行。
　　先秦时期的翻译人才被称为“舌人”，《国语·周语》记载“舌人体委与之”，其职能不仅是口译，更需通晓异族礼俗。至汉代，译官制度初具规模，《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典属国下设九译令，专司匈奴、西域事务。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可见“译人张骞”参与接待西域使团的记录，这位与探险家同名的译员，见证着丝绸之路上的语言碰撞。
　　唐代鸿胪寺的译语人选拔制度颇为严谨，《唐六典》规定“诸蕃语译语人，鸿胪寺选其堪充者”，需通过“蕃汉转译”的实务考核。安西都护府出土文书中，保留着译语人王新德将粟特商队关牒译为汉文的档案，其译文中保留着“萨宝”（商队首领）、“柘羯”（武士）等音译词汇，展现着译事的现场感。
　　玄奘主持的译场堪称古代翻译学院典范。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其译场分设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十二道工序，形成集体协作的翻译流水线。在翻译《瑜伽师地论》时，玄奘开创“五不翻”原则：秘密故不翻、含多义故不翻、此无故不翻、顺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这种音译理论至今仍在学术翻译中沿用。
　　北宋译经院的“润文官”制度尤具特色，苏轼就曾担任此职。他在《东坡志林》中记载，元丰三年审订《楞伽经》译文时，将“如人善方药”改为“如良医知病说药”，既保持原义又符合汉语韵律，体现着文学大家参与译事的风范。
　　明代四夷馆的教学档案显示，正统年间缅甸馆生徒需掌握444个缅文字母的拼写规则。嘉靖七年暹罗馆的教材《暹罗馆译语》，采用汉字注音与语义直译对照的形式，如将“金叶表文”注音为“坤素剌查纳班”，这种实用主义教学方法，与今日外语教材的编排逻辑不谋而合。
　　清乾隆年间四译馆的满文教材《清文鉴》，创新性地采用“十二字头”切音法标注蒙、藏语音。故宫现存《西域同文志》稿本中，可见编者用朱笔批注“此处蒙古语与卫拉特发音有异”的字样，显示出当时语言研究的精细程度。
　　明末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时，首创“平行线”“对角线”等术语，这些词汇经由日本学者西周在《百学连环》中转译，最终形成现代汉语科学词汇体系。光绪年间同文馆出版的《万国公法》译本，首次引入“主权”“领海”等概念，直接影响了近代国际法的本土化进程。
　　从龟兹石窟中的吐火罗语题记，到泉州出土的阿拉伯语碑文；从敦煌藏经洞的多语种写卷，到澳门大三巴牌坊的拉丁文石刻，这些跨越时空的语言印记，共同谱写着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恢宏乐章。古代翻译家们搭建的语言之桥，至今仍在文明的河流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胡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