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饺子夏至面”，这句谚语在我老家如同田埂上的野草一般，根深蒂固地长在人们的口耳之间，也长进了生活的日常里。
　　在我们那儿，乡亲们管煮好的面条叫“汤”，热乎的带汤面是“热汤”，那过了井拔凉水、清清爽爽的捞面，则被亲昵地唤作“冷汤”。入了夏，尤其是夏至这天，午饭的饭桌上，十有八九飘着的便是这“冷汤”的清爽气息。
　　我年少时，虽说温饱勉强解决，但白面依旧是稀罕物，平日里需得精打细算省着吃。棒子面、红薯面这些“杂粮”才是餐桌的常客。棒子面做不成“汤”，红薯面勉强能行，可韧劲儿差着意思。然而，庄户人的智慧是泥土里生出的，只需掺上些榆皮面，这难题便迎刃而解了。因此，榆树在当时的庄户人眼里，浑身是宝：榆钱、榆叶能果腹，成材的能做房梁檩条，拆下来的老料还能打家具。伐倒榆树，头一件事就是赶紧剥下那层宝贵的树皮。晒干，上碾子碾碎，先用粗筛滤掉大块渣滓，再用细箩小心翼翼筛出那滑腻的榆皮面来。小贩悠长的吆喝声——“称（yao）榆皮面嘞……”便时常在村巷里回荡，那是生活的黏合剂。和红薯面时撒上一把，如同施了魔法，面立刻有了筋骨，能服服帖帖地擀成面条了。
　　老话说“芒种三天见麦茬”。“芒种”之后，便是“夏至”。此时，龙口夺食的“三夏”大忙刚刚落下帷幕，田野里，玉米苗已然悄悄盖过了麦茬的浅黄。新收的麦子颗粒归仓，终于填平了青黄不接的沟壑。家家户户忙着淘麦、晾晒，石碾石磨“吱呀呀”地转个不停，新麦的清香在空气里弥漫。到了芒种与夏至交接之际，这饱含着阳光雨露的新麦面，刚刚磨好上案。此时的麦面，筋骨最健，麦香最浓。偏巧天气也渐渐闷热起来，炎炎暑气初显峥嵘。这时候，将刚出锅、滚烫的面条，猛地浸入刚从深井里打上来的透骨凉水中一“拔”，瞬间激出麦子最本质的清甜。捞起沥干，浇上或荤或素的卤子，码上应时的黄瓜丝、豆角丁，再淋上醋蒜调和好的汁水——那滋味，真是神仙闻了也要咽口水。
　　家里虽有了新麦面，母亲持家向来是精打细算，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花。记得小时候的夏至面，有时是纯粹的白面汤，有时则是母亲拿手的包皮面汤。母亲是擀面的好把式，不仅白面能擀得细如丝、匀如线，就是那黏涩的红薯面，在她手里也能翻出花样来，这包皮面汤更是她的绝活。只见母亲先利落地和好一块红薯面，再和一块白面。接着，她把白面团擀成一张薄薄的面片，像展开一张宣纸，再将那团紫褐色的红薯面团妥帖地包裹其中。那根光滑的大擀面杖在她手下仿佛有了灵性，灵活地滚动、碾压，不消片刻，一张白生生的大面片便如叠起的宣纸，服服帖帖躺在案板上。手起刀落，切出的面条根根分明，白中透紫，煞是好看，像裹着一层薄纱的紫玉。
　　那时节不光白面金贵，油盐酱醋也紧缺。油是榨出的棉籽油，乡人唤作“黑油”，颜色深重，烧热了会浮起一层沫子；盐是粗的大粒盐；菜蔬更是应季的几样：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拌冷汤的卤子自然也没多少花哨。母亲会把豆角焯熟备用。大碗里放上粗盐粒，用开水冲开溶化。“黑油”在铁锅里烧得冒起青烟，浮沫渐渐散去，丢进几粒花椒，“噼啪”一阵脆响，香气猛地蹿起，再迅速撒入一把葱花，那混合着焦香与辛香的浓郁气味，顿时便霸道地充盈了整个灶间。趁热将这滚烫喷香的花椒油，“滋啦”一声浇在焯好的菜码上，再淋上滤净了泥沙的盐水。面条在凉水里浸润得透心凉，捞到碗里，浇上这简单的卤汁，一碗香喷喷、凉丝丝的“冷汤”便可大快朵颐了！到了夏至正日，母亲往往会格外“奢侈”些，或调上一碗浓稠的芝麻酱，或狠狠心炒上一小锅茄子肉丁、西红柿鸡蛋卤。这碗面，便立刻被赋予了强烈的仪式感，仿佛整个夏日的丰饶与期许，都融在了这一碗之中。
　　我17岁那年，家乡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田里的粮食一年比一年沉，庄户人的粮囤一年比一年满。天天吃上雪白的冷汤，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日子好过了，乡亲们也开始讲究起来“食不厌精”。然而，夏至这天吃面的老规矩，却像村头那棵老槐树，根扎得更深了。
　　如今再看夏至这碗面，卤子的花样早已翻新：肉丁炸酱、西红柿鸡蛋、茄子肉末、麻酱蒜泥……讲究的人家，甚至摆上两三种卤子任人选，配着黄瓜丝、水萝卜缨、焯豆芽、香椿末等各色菜码，有时还配上几碟佐冰镇啤酒的爽口小菜。村里的超市，现成的鲜切面条码放整齐，人们再不用像当年母亲那样，在案板前挥汗如雨地擀制了。
　　不变的，是这碗面承载的时令滋味与乡土情结；改变的，是碗里日益丰盈的生活滋味。这碗夏至面，是祖辈智慧的延续，也是时代馈赠的甘甜。当新麦的清香在舌尖萦绕，耳畔依稀又传来那悠长的吆喝——“称榆皮面嘞……”岁月的风霜与日子的暖意，便都在这碗面里交融、沉淀，化作心头一道永不褪色的印记。

刘晓丹